阿丝缇（Astrid）是多才多艺的女演员，在结合诗、音乐与舞蹈的讽刺独角戏（Kabarett）剧场与广播界，拥有颇获好评的事业发展。她与剧场经理育有一女，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在她腹中第六个月时，产检得知胎儿可能患有唐氏症（Down Syndrom），两人决心要迎接挑战的同时，照顾大女儿的保母却不愿照顾状况特殊的婴儿，索性请辞；大女儿也表示不喜欢即将来临的新弟弟。阿丝缇的妈妈起先心疼女儿孤立无援，舍豪宅搬来女儿家照顾孙女，但无法适应与女儿男友同住的生活，只好搬离。
不料进一步的产检发现，胎儿同时也患有心室中膈缺损的问题，胎儿一出生即必须接受手术，否则无法生存；阿丝缇去婴儿重症病房探望类似病症的婴儿，受苦的婴儿令她难以承受。各种压力集于一身，使她登台时竟无法开口说出任何台词，演出只得中断，虽然观众热情支持，但事业可能难以兼顾令她更加焦虑。阿丝缇于是不顾男友的反对，忍痛舍弃已六个月大的胎儿。
这是2016年上映的德语片《24周》（24 Wochen片名暂译），2月14日于柏林影展首映，为去年唯一角逐「金熊奖」的德语片，9月院线上映后不仅受到票房支持，也已获得柏林影展「最佳艺术电影」及其他许多电影奖肯定；同年11月25日也已在台上映。片中出现的医护人员全为真正的执业医护，供本片使用影像的胎儿已平安出生，健康成长中。
在德国，妇女堕胎与杀婴已除罪化，且无须伴侣或胎儿的生父同意，孕妇可自行决定是否要终止怀孕。和台湾一般人的想法背道而驰的是，德国堕胎率逐年下降，2009年已降至千分之7.1（全球平均为千分之35），2015年遭舍弃的胎儿为9万9237名（德国2015年人口逾8000万人），未来仍将朝向零堕胎率持续努力。
台湾社会对堕胎的道德约束相对薄弱，尽管有两条相牴触的法律「堕胎法」和「优生保健法」，仍无法阻止每年超过25万胎儿遭堕胎死亡，前阵子有妇产科医师粗估，台湾每年遭堕胎舍弃的胎儿上看50万，恐怕为活产婴儿的2～2.5倍，此话经媒体报导虽惊动一时，但新闻热度一过，便无人放在心上。
坦白说，台湾社会显然不愿正视堕胎问题，至今我国仍缺乏完整、透明公开的人工流产统计，相应的具体解决之道也乏善可陈。相对于国人常见十大死因，严谨、详细、透明且公开的统计已累积逾35年，某些致死病症甚至有赖学者专家拟定计画，以求有效降低死亡率。这一批又一批被堕胎掉的胎儿，还真是在黑暗中被杀、无人闻问的冤魂。
也因此，像《24周》这样严肃探讨晚期堕胎的影片，台湾的阅听人未必能轻易掌握片中人物的内心挣扎，与抉择的沉重。
我们同活在一个缺乏宽容的社会，对相对弱势者习于冷眼旁观、落井下石，甚至眼不见为净，指责舍弃胎儿或遗弃婴儿的母亲狠心太容易，因为我们懒得支持母亲，也懒得救助太弱势的儿童。一如片中的保母，偏好挑正常、好带的孩子带，不想太麻烦。
「正常」，就是在一定范围之内。讲究优生学，即是尽可能排除落在既定的「正常」量尺之外的人。把人放在「正常」的量尺之下衡量的方式，跟剔除犹太人、残障和同性恋的纳粹，以及筛选特殊生物特征的人口交易是一样的。
片中一景呈现女主角在聚餐中向亲友透露，腹中胎儿极可能是「唐氏儿」（Down baby）时，席间亲友皆面面相觑，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总算有人打破尴尬说：「很好啊。」还被旁人回呛：「这哪里好了？」如果影片呈现的场合为真，只能不无遗憾地说，即使70年来德国努力去除纳粹残留的影响、教化宽容、提升社会福利与妇女地位，但大家仍无法对即将出生的残疾小孩由衷说声「恭喜！」自然淘汰似乎是台面下的潜规则，也是众人不愿承认的愿望。
话说回来，自然法则不也是出于上帝的掌管吗？
大自然中残酷的繁衍生态可不少：有些昆虫会将卵产在其他生物体内，待幼虫孵化，便啃噬宿主的组织、内脏维生，最后才啃食宿主的心脏以保持食物新鲜；许多母鸟若发现幼雏残疾，会踩踏、啄死残疾幼雏，或任其饿死。这些动物的繁衍、淘汰手段，可都是上帝赋予的。
这也是上帝单单赐给雌性动物的抉择（没有赐给雄性动物，也没有授予任何统治者或政权）：牺牲一个，或集体灭亡？抛弃婴儿，或母子一同走向生存的绝境？上帝也在人类幼儿的大脑语言区，预留给婴儿的生母逃离母职的可能性，若有其他女人收留、养育弃婴，婴儿能毫不费力地学会养母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母语。
正如德国牧师辛克（Jörg Zink 1922～2016）所说，上帝的光明和黑暗属于一个整体，生死都属于祂，但我们顽固的成见有办法认识整全的上帝吗？这样说来，我们有什么正当性「谴责」堕胎和弃养呢？
我们不指责动物弃养或杀死繁衍机会渺茫后代，却指责、加罪于弃养或杀死胎儿或婴儿的女人，是出于我们人类特有的「自相残杀」本性吗？或者是未被上帝赋予抉择权、却因此嫉恨的父权的反扑呢？还是忧惧妇女全都丢弃母职、致使社会解离的统治者焦虑呢？
决定放弃胎儿的妇女，即使像片中女主角那样拥有不错的社经地位，仍已走投无路，失去支持她抚育新生儿的奥援，于是做出不得不的抉择。人工流产合法与否不会是她们考虑的重点，在已决定要舍弃胎儿后、考虑执行的手段时，才会因顾虑刑罚而采取风险较高的堕胎方式。
在此处境下的妇女，我们岂能用「绝对不可堕胎」的律法，或「不可杀人」的诫命去谴责她们呢？因为她们会落入如此绝境，至少教会（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没有给予她们足够的援手与支持，让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把小孩生下来。
一个家庭和社会，都由其中的最弱者彰显出它的问题。一味谴责堕胎、立法重罚，或逃避正视问题，不能减少台湾堕胎的盛行率；釜底抽薪、实质协助高风险家庭和孕妇，解决他们的问题，才是身为邻舍的我们该做的事。
（封面相片来源：《24周》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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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唐氏症，的妹妹，是母亲高龄生下来的，叫小五。那时父母都还不是基督徒，但决定承担这个责任。在她12岁父母带他来美国，我们很喜乐的照顾她，到55 岁才过去。她带给老年父母一些快乐，就像一个宠物，也带给我儿子们一个机会敎育，什么叫怜悯。
结果我小儿夫妇在很健康情况下又生了一个唐氏症儿子，他们渡过几天震撼期后，欢欢喜喜的接受这个责任。我告诉他说”你们偶尔到需要的地方去做义工，认为那是一个有偾值的行为，现在上帝把一个高尚而有价值的工作托付给你们这一生，来增加你们生命的内涵。”现在他已快20个月，心脏辨膜手术已做过了。我们家人和朋友都很疼他，带给多人很大的祝福。
谢谢您的分享，感谢主的恩典，让您们家里充满恩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