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了清明节，或者是面临家族中关于祭祖问题的时候，许多第一代基督徒都会面临非信徒家人的询问或质疑，质疑的观点多半围绕在此议题上：信了基督教之后不再缅怀自己的祖先。这反映了，祭祖问题一直以来是基督教与异文化碰撞之下，如何调适的问题。
实际上，只要清楚区分「伦理意义」和「宗教意义」，即可厘清问题的本质。在伦理意义上，华人文化强调「孝道」和家庭的重要性；基督教信仰也非常强调「孝」和家庭的价值，例如十诫当中第五诫所强调的要「孝敬父母」，以及新约当中非常强调家族谱系的重要性。
主要争议点往往在宗教意义的层次，由于华人文化当中的「祭祖」观念中，除了缅怀先人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将先人看成鬼神来「崇拜」（worship），透过祭拜的一连串仪式，向已成为鬼神的先人祈求保佑平安。这样的观念直接冲击到基督教的「一神教」本质，因为在基督教信仰中，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神祇是被允许敬拜的。于是在实践上，进入华人文化圈的基督新教大多不希望信徒进行祭拜。
当16世纪末期天主教首先进入中国时，耶稣会传教士为了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传教，而对祭祖和尊孔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然而，时至18世纪，随着来到中国的道明会和方济会传教士反对这种过于包容世俗文化的态度，遂展开教会史上有名的「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ies）。这项争议随着1742年教宗本笃十四世发布的通谕而结束，从此确定了天主教会近200年的态度：中国社会的祭祀仪式与教义冲突，禁止祭祀。
根据陈聪铭的研究，促使天主教会改变看待华人或东亚文化的态度的关键是20世纪初期。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份子（如梁启超）兴起一份反迷信的浪潮，于是将传统的儒家文化去除宗教的色彩，转为一种具有社会教化意义的世俗文化。民国初年，在蔡元培担任教育部长时，由于认为清朝的忠君和尊孔的仪式都和现代共和政体的原则（包含信仰自由）背道而驰，于是在教育政策上去除了尊孔祭孔，走向政教分离。
在那个走向共和的年代，其实也正好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高涨的年代。在教宗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 1922-1939 在位）任内，意识到天主教权威在欧洲日益衰微，正好是大力推动中国传教的时机。于是，他特派刚恒毅（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 1876-1958）担任驻华使节，在中国大量建立地方教会，并推动天主教的中国化。
在1930年代两件大事象征著天主教会在礼仪问题上兼容了信仰与在地文化：一是1933年教廷的代表同意日本天主教徒参拜神社；二是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 1939-1958在位）就任后，发布通谕将中国的敬孔祭祖仪式定位为非宗教性的仪式，结束了近200年的禁令（注1）。
在中国的脉络下，天主教对于礼仪之争的解禁，除了象征天主教融入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之外，另一项深层意义却也不容忽视：容易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在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任何宗教或文化都可能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无论是在当年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全民总动员的反共意识型态下，或是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后所努力培养的中国三自教会人士，都显示淹没在民族主义浪潮下的「文化」，往往失去其自主性，而是「政治」的附庸，那试图融入中国本地文化的信仰，也同时屈从于政权之下。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近代台湾，基督新教在进入台湾社会后，对于祭祖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则采取较为否定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也导致了归信基督教的汉人遭到所处社会的严重排挤。根据王政文的研究，当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抵达台湾传教时，许多归信基督教的台湾人，都遭到家族或在地人士的排挤甚至攻击（注2）。
这背后包含的，其实仍是一种区分「汉人」和「洋人」的敌我意识。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这些在地汉人认为，洋人传教士背后所代表的西方势力，就是造成战争、不平等条约和打开通商口岸的始作俑者，那些归信基督教的汉人，对本族无疑是一种背叛。这背后所显示的，仍然是一种政治对立下的集体意识。
基督宗教面对祭祖的问题，一方面，是基督徒如何面对所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然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我们也不难看到，当天主教以为中国和日本经历现代化过程，传统文化作为集体宗教意识的幽灵逐渐消失之际，没有意识到随之而来对信仰本质构成更大威胁的幽灵：民族的幽灵。
他们可能没有警觉到：尽管建构本土化的神学、融入在地文化是重要的，但文化在高度政治动员的情境下，往往只是政治的附庸而已。相对于此，那能够对在地文化适度尊重，却保持适度距离的信仰，总能在不断变迁的社会文化过程中，时常重新审视文化的本质。
清明节在现代社会不再具有政治意涵，是因为它成了私领域（家族）的事务。然而，在属于国家的各种祭典仪式或图腾象征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政治人物有意对集体意识进行塑造的色彩（例如：对于特定领袖进行偶像崇拜式地歌颂）。基督教信仰对于现代台湾社会的可能贡献之一，当然不是去斥责或批判不同信仰的人（例如：将不同信仰斥责为邪灵或撒旦），而是善用这份信仰当中的超越性，冷静审视各种在地文化的变动。
在强调超越性的信仰当中，基督徒可以时常去思考：这样的文化变迁是在地社会自发演化的，还是经由统治者或特定人士有意识地建构的？我们该如何、以及多大程度地将信仰内涵和在地文化进行调适？
因此，面对基督教信仰与文化的关系，笔者的基本态度是：基督徒缅怀自己的先人，但不将他们视为永恒的创造者。基督徒尊重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但对试图利用文化遂行政治目的的人或组织随时保持警惕。
注：
- 陈聪铭，2000，〈1930 年代罗马教廷结束「礼仪之争」之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民国99 年12 月）：页97-143。
- 王政文，2012，〈改宗所引起的家庭与人际冲突：以十九世纪台湾基督徒为例〉，《台湾文献》（63:4）：页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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