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政教关系（上）：耶和华见证人被禁与俄国信仰自由

「在整个西方历史过程中，教会和许多教堂首次存在于国家之外。上帝和凯撒、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及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已成为主流的双元格局（dualism）。……在伊斯兰世界，上帝就是凯撒；在中国和日本，凯撒就是上帝；在正教会世界，上帝是凯撒身边的小媳妇。」（注1）

已故美国知名政治学者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当中，将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区域的政教关系作出如上的「模式化」描述。尽管杭廷顿的这些宣称，有过度简化之嫌，后来也曾引起许多争辩，但其核心命题却值得我们思考。

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在当代俄国政教关系的脉络当中，「上帝是凯撒身边的小媳妇」吗？关于这个问题，从近日俄罗斯最高法院判决耶和华见证人违法的例子，应可见微知著。

耶和华见证人被禁：宗教少数团体被禁的首部曲

今年4月20日，俄罗斯最高法院作出一个关系到宗教自由的判决：由于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违反俄罗斯法律，因此，其在圣彼得堡的总部及其在全俄罗斯境内的近400座教堂必须被查封和没收，信徒也不能进行宗教活动。

（俄国最高法院判决指出，「耶和华见证人」违反俄国法律，应予禁止。）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导，在判决公布的前几个月，耶和华见证人已被俄国官方贴上「极端主义」的标签。基于这项官方立场，俄国司法部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控诉该宗教组织「威胁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俄国司法部并找来该组织过去的信徒，指控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领袖「全面控制他们的私人生活、教育和工作」。

由于时常批评其他基督教团体，再加上核心教义上的差异，使得耶和华见证人不被大部分的基督教派承认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denomination），甚至被认定是「异端」。然而，该团体在俄国被禁，却值得基督徒和关心人权的人注意。主要原因在于，耶和华见证人在俄国被禁，可能只是俄国境内少数宗教群体被禁的开端而已，其他来自所谓「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团体的传教活动极有可能在未来受到俄国官方类似的限制或禁止。

其中的关键在于，俄国国会于2016年修订了「亚罗瓦雅法案」（Yarovaya Act）。该修正法案主要是针对俄国反恐怖主义而修订，内容除了扩张了执法机构以反恐和公共安全的名义，对人民的通讯进行监控之外，也强化了对于宗教少数群体的管制，任何不符合俄国官方认可的宗教少数团体（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和基督教福音派）的传教活动都受到高度限制。

政府当然可以立法对于宗教团体进行规范，但俄国政府利用反恐的名义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作为，不仅不符合国际人权对于公民自由的标准，其取缔该组织的理由更是令人高度质疑。最令人怀疑的地方在于：耶和华见证人是否真如俄国官方所宣称的「威胁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

事实上，耶和华见证人在教义上的特点是：和平主义，其信徒被要求不准服兵役。正因为该团体要求信徒不参与政治和军事行动，尤其是拒服兵役，使得其信徒在二次大战期间在许多国家（美国、加拿大、苏联和纳粹德国等）程度不一的迫害。在多年前的台湾，该团体的信徒曾因拒服兵役触犯了《陆海空军刑法》而入狱。大法官的释字490号解释文甚至也不肯认其拒服兵役的作为，可以以信仰自由作为基础。直到2000年，立法院通过《替代役实施条例》，及陈水扁总统的特赦，才让此冲突得到完满的解决。

回到俄国的脉络，耶和华见证人在该国被禁，只是这项法案管制宗教少数团体的首部曲而已，很难保证未来俄国官方不会利用同一法案取缔源自西方的基督教福音派团体。

普亭主政下的俄罗斯，各种公民自由不断受到国家权力的限制，这已是饱受国际人权组织关注之事。从近年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脉络下来看，耶和华见证人被俄国官方当作非法组织，其中只有极小的比例是因为该国司法部所指控的内容（威胁俄国秩序），主要是因为：该宗教团体不受到普亭主政下俄国政府的控制。

被国家收编的俄罗斯正教会

在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年制订）第14条是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该条第一项写道：「俄罗斯联邦应该是一个世俗国家。没有宗教可以被设立为国家宗教或是必须强制信仰的。」第二项写道：「宗教结社必须和国家分离，同时在法律之前应该平等。」

既然俄国宪法这么明确写出「政教分离」以及「信仰自由」的原则，那么上述「亚罗瓦雅法案」赋予执法机构压迫宗教少数团体的规定岂不是违宪？当然，不过在普亭统治下的俄国，宪法在多数时候只是参考用的。统治者的意志才能决定一切。这是典型的威权国家。普亭统治下的俄国，他需要一个上帝作为「在凯撒身边的小媳妇」。

在近代俄罗斯的政教关系传统当中，原本俄国正教会（Russian Orthodox Church）（注2）的牧首（Patriarch）享有极大的权力。到了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时，彻底对俄国正教会进行组织的改革，于1721年任命「神圣宗教会议」（Most Holy Governing Synod），废除牧首，并透过沙皇对于各教区主教的任命，实质影响正教会的运作。从这时直到20世纪的俄国革命之间，俄国沙皇都有权透过「神圣宗教会议」影响俄国正教会。可以说，从彼得大帝对正教会进行改革的1721年开始，到1918年为止，俄国政教关系是「政教合一」制度。

苏联时期，尽管苏联宪法中也保障宗教自由，但共产党政权却试图消灭宗教。1930年代，史达林大肆迫害正教会和其他俄国境内的宗教信徒，拆毁的教堂不计其数。二战期间，为了对抗外敌的缘故，史达林才短暂地容忍正教会，将其当作民族动员的工具。战后的俄国，仍然不减对于正教徒的反对和迫害。

正教徒在俄国受到统治政权迫害的情形，直到1991年苏联瓦解后才结束。俄国迎来了政治和经济都逐渐迈向自由开放的年代。刚从共产政权走出来的俄国人民，亟需宗教信仰作为支柱，于是正教会就成了俄国人民找回信仰的重要选项。这时候，正教徒的比例开始增加。随着无能力解决经济和国内安全问题的总统叶尔钦（Boris Yeltsin）于1999年将政权交给强人普亭，俄国政教关系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普亭深知俄国人在苏联瓦解后，经历了失败的经济改革，再加上政治霸权的式微，亟欲找回俄罗斯昔日的荣光，于是除了以强硬的手腕处理国内恐怖主义（车臣叛军）、收购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强化俄国经济体质、在国际政治上重新施展俄国影响力之外，在他心里，更清楚体悟到一个道理：唯有建立起属于俄罗斯这个民族的「公民宗教」，才可能为他的统治政权打造坚实的正当性基础。也唯有这样，才能「让俄罗斯再度伟大起来」。

这个公民宗教，正是俄国正教会。一方面，普亭自己是正教徒，也时常参与正教会的宗教活动，并透过参与正教会的宗教活动，试图将自己在政治上的形象和正教会作为俄国国民的宗教做出有效的连结。

（俄国总统普亭与俄国正教牧首基里尔）

另一方面，俄国正教会的牧首时常发表言论支持普亭政权及其作为。现任俄国正教会的牧首基里尔（Patriarch Kirill of Moscow）就曾于2012年宣称普亭的统治是「上帝的神蹟」。在多次政治争议当中，基里尔也毫不保留地力挺普亭。例如，在2014年，基里尔牧首力挺当时在国际上极具争议的俄国兼并克里米亚的行动；在2016年，基里尔牧首将「人权」斥为「异端」，完全违反上帝的话语以及神圣性的概念。

基里尔牧首的政治表态，完全符合俄国统治者普亭的思维，是统治者最需要的「政治神学」。因此，那些会对普亭政权产生威胁的任何宗教团体，都可能是「境外势力」意图干涉俄国内政的阴谋组织，当然应该冠之以恐怖份子之名。只要不是俄国正教会，都有被冠上此名的可能，现在是耶和华见证人，未来就可能是其他来自欧美的基督教教派。

俄国的情境是否符合杭廷顿的断言：「上帝是凯撒身边的小媳妇」呢？下次我们将再从另一角度来讨论此问题。

注1：Samuel P. Huntington.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70.

注2：以往中文语境都以「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 Church）称呼这个在1054年和西方罗马大公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然而，这么称呼通常只是基于地理上的因素。由于该教会希望人们以「正教会」称呼之，以表明其在信仰群体当中的重要性。因此，本文提到该教会，一律以「正教会」称之。

（封面相片来源：Miradortigre / CC BY-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