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爱讲这故事

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人权斗士刘晓波在获准保外就医不到两个月后，慨然辞世。留给人类社会的，是他那篇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被朗诵、于2009年向中国法庭提交的陈述文章：

「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中略）。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对比刘晓波所遭遇的不幸，以及中国经济高度发展背后所隐藏浑沌不明的人权前景，台湾在1987年解严前的民主浪头上，何其有幸得到上帝恩待。在刘晓波过世这天，台湾教会公报社正巧举办《那一年，寄不出去的教会公报》新书发表会，回顾那个报纸刊载二二八事件40周年相关消息，就遭到警备总部没收的年代。

当年担任教会公报发行职务，因而第一线面对警备总部人员的黄淑贞回忆，每到报纸的出刊日，都会有人固定在第一时间前来索阅，当时她以身为台湾第一份报纸的员工为荣，只是单纯的相信有读者非常支持这份刊物。直到1987年2月20日，警备总部人员前来扣押1825期的《台湾教会公报》，才知道那位「忠实读者」竟是情治单位人员。她在错愕中被迫签下「借阅单」，看着整批刚印好的报纸被带走，从此以后每年只要到二二八前后，就会感到莫名的紧张跟害怕，症状持续了好几年。

时任教会公报总编辑的林培松牧师也回忆，1979年发生美丽岛事件，军警开始补抓相关人士，他接到紧急通知，深怕报社遭到搜查牵连无辜，他连夜将社内的稿件焚毁，心中感到无比的沈重，自忖《教会公报》已被政府列入黑名单之中；1980年2月28日林宅血案发生后，也有人稍来消息，警告二二八事件的往事恐将重演，要身在台南的人们小心戒备。林培松说当时他全身笼罩在惊恐的情绪之中，每晚头痛耳鸣难以成眠，他只能爬起来祈祷，向上帝诉说自己实在担不起如此重担。

同年高俊明牧师被捕入狱，更让他感到无所适从，只能战战兢兢度日，直到1984年高俊明获释后，林培松才松了一口气，并下定决心在自己任内，要出版对抗戒严与独裁的《活路》副刊，希望能够「开活路，救乡土」。这份《活路》副刊也终于在1986年顺利问世，想不到才刚出版第4期，因谈及二二八事件40周年，便连同《教会公报》一起遭到查扣没收，当时他人正好在新竹参加长老教会总会会议，很快就获得总会支持，决定抗争到底。

此后，上演了一连串的抗争，先是有3月11日超过70位牧者上街抗议政府打压言论自由没收《教会公报》；4月5日更有台南市多间教会兵分七路包围市政府，迫使市长亲自出面道歉，而这些被没收的报纸，也戏剧性地在最后一刻运抵群众运动现场，整起事件和平落幕。这件传奇般的历史事件，在今年解严30周年的时刻，还登上了7月11日《自由时报》的头版。

每当慷慨激昂的谈起这些发生在30年前往事，都会让我想起台语圣诗〈我真爱讲这故事〉，仿佛那是一场距今未远、自己曾亲身参与的往事，每一张留下的照片都是经典，每一幕都有如亲眼所见。然而，30年的时间，约是两代人的差距，若不是有人愿意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地诉说，这些故事恐将无人记得，背后值得珍视的价值，也将不再受到重视。

曾有人模仿不知民间疾苦的基督徒祷告说：「感谢耶稣把所有的苦都担完了，我们只要快快乐乐过日子就好。」这段嘲讽的祷词深刻的影响着我，提醒自己听到任何一个值得传颂的故事，都不把它当成「过去完成式」，听听就罢。读圣经时，深怕自己忘记现代仍有人受着耶稣时代同样的苦；看到刘晓波，就惭愧于自己缺乏「以爱化解仇恨」的勇气。

我真爱讲这故事，是因为我们如此的健忘，需要不断的被提醒，所以要将这故事传颂下去。我真爱讲这故事。

（封面相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