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奇的合一运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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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主教内部路线之争:其如何评价基要主义?

Spadaro的文章在美国国内的天主教内部造成了分裂的意见。保守派的天主教人士批评作者们攻击班农(Steve Bannon)就是在攻击美国本身,此外,也有枢机主教认为作者意图使美国天主教徒和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在宗教议题上的合作关系噤声。

必须提醒,如果不了解天主教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梵谛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就无法完整了解当前梵谛冈对于世界上许多公共议题的看法。事实上,Spadaro这篇文章,除了是批判美国和世界的各国宗教基要主义的现象,也代表了天主教内部的路线之争。自从1962到1965年,天主教召开了梵谛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之后,天主教会内部始终都存在着一种张力:自由派与保守派两派的争论。这个争议的主要焦点,是针对梵二于1965所决议的一份重要文件:《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 Gaudim et Spes)。

(一)「梵二」因应现代文化的原则

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当中,天主教会触及了和近代政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多价值,明确肯定了人格尊严、社会经济的公平正义、和平主义等价值。此外,和本文相关的是两个重要议题: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政教关系。以下将引用宪章中的重要段落。

首先,针对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该宪章写道:

故此,必须替每人提供足用的,尤其是基本的文化,免使大多数人因无知,或因缺乏责任感的活动,而不克对促进公共福利的任务,贡献其真正有意识的合作。……

纵然教会对推进文化多所作为,但经验指出文化和公教教育的和谐,为了偶然的理由,而不常顺利进行。这些困难并非必然危害信德,反而刺激人们对信德真理获得更深湛的了解。科学、史学和哲学的最新研讨及发现,激发新的疑问。这些疑问又和人生发生连带关系,因而神学不得不做新的探索。此外,神学家除应坚持神学的固有方法及需求外,教会还请他们经常从事发掘向现代人宣讲真理更适宜的方式。(注1)

从以上文字来看,至少有两大重点:第一,天主教会正面肯定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福祉的重要贡献。基于天主教徒有义务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common good),必须提供每个人文化的基础。在这里,天主教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各种学科、知识和道德意识等的发展。第二,基于过去天主教历史中因为「反智」而出现的拒斥文化的现象,此次天主教会以正面表述的方式,主张神学的领域不能自外于其他领域,而应该与其他领域进行对话。

正是以上两点对于文化的观点,使得人们认为「梵二」肯定了教会必须正视现代文化的重要性。若与前面讨论到的基督教基要主义的反现代主义相比,天主教此时走得比基督教基要主义还要接近自由派。如果我们借用理查・尼布尔(Richard Niebuhr)的精确概念来说,基督教基要派所代表的是「基督反文化」(Christ against culture),《论教会在现代世界》所代表的是「基督超文化」(Christ above culture)。

其次,针对政教关系,该宪章指出:

信友应当感到自身对国家所负特殊而固有的使命。他们应以身作则,表现他对公共福利的责任感与服务精神。他们应以事实指出,权力和自由、个人的主动精神和整个社会的团结、统一的好处及差别的贡献,彼此之间是可以协调的。对处理世间事务,应该承认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存在,并应尊重以正当方式维护这些意见的国民或团体的行动,亦当加以尊重。……

对于政府与教会间的关系存着正确观念是极端重要的,尤其在多元社会的地区。在信友——私人或团体——以国民身分,依循信友的良心而做的一切, 和信友以教会名义并与其牧人共同实行的一切之间,应加以清清晰的分别。教会凭其职责和管辖范围决不能与政府混为一谈,亦不与任何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教会是人类超越性的标志及监护者。在各自的领域内,政府与教会是各自独立自主的机构。但二者各以其不同名义。为完成人类所有私人及社会的同一圣召而服务。二者依照时间和空间的局势越能健全地合作,便越能有效地为公共福利服务。(注2)

从以上文字来看,有几个重点。首先,基督徒在多元民主国家当中的公民角色。在承认国家权力是为了追求人类福祉的前提下,身为天主教徒必须以国家的公民自居。生存于多元社会的公民,理当尊重其他公民和团体表达意见的权利。其次,政教分离原则。天主教会明确区分教会和政府分别掌管的不同职责,两者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干预。此点的重要性在于,政教分离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在此之前的中世纪,天主教会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交错纵横的。天主教会肯定了此一近代民主浪潮下的世俗主义原则。

梵谛冈第二次大公会议(Vatican II)为近代天主教历史上最重要的大公会议。(photo credit: Lothar Wolleh / CC BY-SA 3.0)

(二)「后梵二」(post-Vatican II)的天主教路线之争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公布后,在天主教内部仍然针对此宪章有激烈的争辩。根据专研梵二的学者Massimo Faggioli的研究,在「后梵二」的时代,针对该宪章的争议可以区分为两大阵营:「新奥古斯丁主义者」(neo-Augustinians)与「新多玛斯主义者」(neo-Thomists)。前者对该宪章抱持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属于保守派;后者则抱持支持的态度,属于自由派。

「新奥古斯丁主义者」认为教会和现代世界是处于敌对的紧张状态当中。这个世界充满了罪和邪恶,教会必须用怀疑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这派人当中,较为知名的是曾作为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拉辛格枢机主教(Archbishop Joseph Ratzinger),拉辛格认为应该重新评估这份宪章中对于人格尊严的主张,因为人类是充满罪性的;此外,教会也不应该廉价地调适于现代文化当中,以免被充满罪性的世界主导。简言之,这派人对于现代世界的文化是充满质疑的。

「新多玛斯主义者」强调多元主义的重要性。就多元主义而言,是指文化意义上的,正如同中世纪神学家圣多玛斯(St. Thomas Aquinas)试图调和天主教神学与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哲学一样,这批「新多玛斯主义者」也试图调和当代神学与近代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简言之,这派人认为宗教与文化应该找到对话的基础与调和的方式。(注3)

把时间拉回近日,Spadaro一文在美国天主教会内部所引起的争议,其实就是梵二之后天主教会内部针对教会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的两大派别争议。事实上,教宗方济各上任后,在天主教传统会关注的许多公共议题上的发言,都曾引起不少美国枢机主教的公开反对和批评,这样的分歧,其实也正好显示了教宗在天主教会内部属于相对偏向自由派的立场。

Massimo Faggioli再针对Spadaro本文分析指出,Spadaro这篇文章精确掌握到了美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保守人士所拥有的「支配主义」政治文化,其实是一种使世俗权力(政治)在制度上屈从于精神权力(教会)的企图。然而,在天主教的传统中,这种政教合一的企图已经逐渐不被接受。教宗方济各所强调的区分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是让这种政教分离的传统成为天主教官方的基本态度。(注4)

我们可以回顾Spadaro文中所提到的美国基要派的「政治摩尼教主义」,也就是将现实世界二分为绝对善和绝对恶,同时将认为宗教有义务透过支持现世政权的战争来消灭所谓绝对恶的世界。这样的观点,其实正是后梵二的「新奥古斯丁主义」的体现。天主教的「新奥古斯丁主义」和基督教的基要派将政治、道德和宗教混为一谈,容易以宗教语言正当化现实政治的战争,这是非常危险的。

(三)作者Spadaro对自己文章的回应

在文章刊出后的一次美国天主教杂志的专访当中,Spadaro很清楚地说明了他和另一位作者Marcelo Figueroa之所以会这篇文章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一人身为天主教神父,另一人身为基督教长老教会信徒,都承认无论在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内部,近年都出现了日益兴盛的基要主义倾向。他再次强调,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是他这篇文章所要提醒人们注意的。

首先,要提防政治和宗教之间的相互操控,恐惧和不安就是这种操控的起点。基要主义习惯认为当前的世界正在崩解当中,为了避免这个世界的崩解,有必要诉诸纯粹性,而唯有将宗教价值强加在社会上,才有可能达成。于是,好战精神和不宽容取代了对话和宽容。

其次,基要主义的神学政治观点就是,在此时此地建立起神的国度。此时,那些已然建立起的权力就是神性的展现。这在欧洲传统中,是为「君士坦丁主义」(Constantinism):教会可以在政治中找到支持,政治也可以在宗教理论中找到正当性。

第三,这种政治和宗教两者互相利用的现象,不是只在美国出现,而是一种全球的现象。Spadaro提醒人们必须特别注意,我们所有人都是现代公民,不应该将公民区分为有信仰者和没有信仰者、基督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最重要的应该是,我们都是现代国家公民的这项事实。作为基督徒的人们,不应该被政治上的意识型态所区隔,成为「怨恨的大公主义」(the ecumenism of hate)的倡议者,而应该成为关怀弱势者和边缘人的真正宗教徒。

在现代民主社会的宪政原理当中,我们很难找到政教合一可以运作的可能性,这样的制度不仅会侵犯到别人信仰和良心自由的领域,更会使少数宗教和政治领域的野心家,得以利用宗教的语言,遂行夺取政治权力之实。

五、台湾脉络的思考

对于台湾的读者而言,我们能从美国、甚至全球宗教当中的基要主义崛起的现象当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对于台湾的非基督徒而言,必须理解的是,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群体,其内部针对不同的现代文化的议题,有进步派,也有保守派。面对政治议题,有人谨守政教分离原则,不以宗教人物的身分参与政治,只运用个人的信仰良知高度关注或参与政治;也有人认为这世界正在崩解,应该以宗教原则来支配政治领域和国家法律。

对于台湾的基督徒而言,可能必须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信仰价值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则,自己所受到的信仰教导是否有其根源可以寻找。寻找到了这些根源及其具体主张,则必须明辨这些信仰原则是否是可以接受的。

至少在二战后,台湾基督教的基要派就受到美国基要派的深刻影响。当时美国基要派的气氛是「反共」和「护教」的交互应用、相辅相成。宗教领袖要争取群众进入教会,就打着「反共」等同于「护教」的名号;政治人物要宗教选票,就打着「护教」等同于「反共」的名号。作为和美国同属资本主义右派阵营的台湾,那些宗教领袖自然而然也运用同样的逻辑来操作。

曾庆豹对于战后台湾基要主义的研究指出,当年两位美国基督教会有一位重要人士是万国教联的会长麦坚泰(Carl McIntire),其坚定反共的意识形态及对信仰纯正性的强调深深影响了台湾基要派的路线。曾庆豹具体指出,台湾基督教基要派的人士在信仰价值上有两大特色:「迷信权力」和「反智」。

首先,「迷信权力」的具体表现,在于他们喜欢将具有基督徒身分的党国高层描绘为「基督徒的表率」,蒋介石、李国鼎和王建瑄等人都曾受到这批人的大力吹捧。

其次,「反智」所展现的,是基要派过度强调信仰的纯正性和正统的面向,却反对和不同学术领域,以及在地文化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作者在书中梳理当年「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成立,是由于受过美国基要派神学训练的赵天恩为了对抗深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长老教会体系神学院。「圣经无误」是基要派神学的核心价值,这个观点也写入了华神的成立宗旨当中。作者直指赵天恩的本色化神学是包装了「护教反共」政治意图的政治神学。(注5)

曾庆豹指出,在台湾的两蒋年代,「党国基督徒」将蒋介石塑造为基督徒的典范。当年蒋介石还在军中推动阅读自己批阅和加注过后的基督教灵修小品《荒漠甘泉》。(图片来源:约瑟和他的弟兄们-5

或许曾庆豹使用「反智」这个词过于强烈了。然而,他所指出的台湾基要派的在战后台湾形成时所具备的特色,确实值得处在当代的所有基督徒思考:当前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使否还遗留着这两大特色的某些元素呢?如果有,是以什么样的新型态呈现?我们也可以从本文先前一脉而来的两个基要派的特色来思考是否有着和美国基要派类似的元素。

首先,针对「迷信权力」。美国基要派企图想要将宗教价值强加于政治领域当中,这种想要建立起类似「神权政治」的政教合一式理想,的确和当年台湾对于领袖的崇拜有异曲同工。当前台湾有许多教会,面对政治的态度,在威权时期对独裁政府采取消极不批判、甚至拥护领袖的态度(我称他们的态度是:「吾爱福音真理,吾更爱领袖国家」)。这些教会到了民主化之后,却声称这个世界正在朝向邪恶与堕落前进,为了力挽狂澜,基督徒必须关心并参与政治。

教会诉求基督徒关心公共议题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有两处值得讨论:参与政治的层次,以及参与的手段。

第一,就参与政治的层次而言,到底是鼓励信徒以个人身分参与政治,或者是以教会团体为基础,成立相关的政党,以取得政治权力为目的?一个近年来明显的例子就是参与2016年立委选举的「信心希望联盟」。该政党当然应该受到宪法保障,但就信仰的角度来看,宗教人物成立政党试图取得权力、影响国家立法和政策,是否可能会模糊了政教分离的界线?

当前欧美社会,只有早先是基于天主教信仰而成立的德国基民盟(CDU)是主要政党,然而,基民盟在政纲上也早已采用世俗主义原则。至于美国的共和党,尽管其支持者有相当高的比例是白人基督徒,但其政党本身并非基于宗教而成立。我们看到试图以宗教权威进入国家权力的,只有那些标举「政治伊斯兰」的国家,有民主选举的国家当中,土耳其执政党正准备将伊斯兰律法落实于国家法律、埃及则在2011到2013年这么做过。

要问的是,为何不能将信仰价值落实在政治领域?答案很简单,现代社会的多元异质的性质,容不得宗教透过政治权力强加自己的信仰价值在其他非信仰者的身上。宗教团体必须严守多元社会成员的分际,世俗化政治并非堕落的象征,而是要让更多他者共存于同一共同体。

第二,是参与政治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台湾,有宗教人物在推行「转化七大山头」(艺术娱乐、商业经济、宗教、传媒、教育、家庭、政府),这是由美国基督教神学家、牧师魏格纳(C. Peter Wagner)所提出的一种想法和运动。推崇这个运动的教会团体和领袖,以筹措资本的方式,试图在这七大领域投入符合基督教(基要主义)信仰价值的人才,试图全面「攻占」或「影响」这些领域。

认同这运动的背后有一个预设:这个世界正在崩坏当中,唯有对福音真理拥有正确价值信念的基督徒投入,才能够免于世界继续堕落,才能够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很清楚地,这又是「神权政治」式的教会透过权力改变政治社会的企图。

在实践上,这个转化七大山头的成效似乎正在奏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近来教会所参与的「同婚合法化」议题当中,这些宗教团体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和人力资源,针对国会和政府部门进行施压和游说。在媒体领域,部分基督教团体出资成立了网路媒体「风向新闻」。这些是现象,但这些现象背后是否合理,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其次,针对曾庆豹提到的「反智」问题。我不愿意使用「反智」,而想要用「反对现代主义」来描绘台湾基督教基要派的特点比较恰当。因为持有这些信念的人当然是有神学基础的,只不过他们是类似美国在1920年代经历那股「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当中的基要主义一般,站在倾向「圣经无误」论的立场去看待许多现代文化的议题。

如果以近年来台湾针对同婚合法化的争议来检视台湾基要主义的现象的话,那就相当明显了。基本上,很多反对同婚合法化的人,到这几年来都比较会主张,他们只是反对这项法案通过,但是他们并没有歧视同性恋。不过,有一段他们比较不会在公共论坛当中讲出来的是,不歧视同性恋,但由于圣经仍然将同性性行为视为一种罪,因此,必须用「爱」来使其转变回符合圣经教导的异性恋。一句话,不符合圣经文本教导的就是「罪」,完全没有任何和现代精神医学或心理学对话的空间。这就是「反现代主义」。

六、基要主义有哪些元素不可取?

有一类批评是针对Spadaro的立场而提出,大致上是这样的论点:作者批判右派的宗教观,但这也正好显示了作者自己充满左派宗教观的偏见。

这样的批评当然是中肯的,然而,这样的批评只有揭露了作者在政治光谱上偏向左派这样的事实,却没有去问真正重要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信仰价值是应该被检讨的、什么样的信仰价值又是应该被持续发扬的?

我认为判断的标准非常简单:「舍己」的基督信仰,与人性的底线。试问:打着上帝祝福个人的努力并且必定使人繁荣昌盛的信念,却刻意忽视社会结构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与压迫,是否需要重新平衡思考?强调信仰价值当中对于「罪」的不容许,却以极不宽容的态度、甚至仇视的态度面对少数群体(族群少数、性少数),岂不会失去信仰价值中「爱」的精神?强调信仰价值当中的「选民」观念,却刻意强调特定群体的优越性,忽略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予的「内在尊严」,甚至以仇视的态度来面对不同族群者,岂是一个好基督徒所当为?无视于人类历史上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却以信仰中的「属灵争战」替世俗政权基于政治经济等理由进行的战争背书,岂不是妄称上帝的名?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有一段文字:

弟兄姊妹们,我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大家,说话要一致,不可分裂,要团结,有一致的想法,有共同的目标。我的弟兄姊妹们,有革来家的人坦白告诉过我,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基督差遣我不是为了施洗,而是要我传福音,不用智慧的言论,免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失去了效力。(哥林多前书1章10~11、17节)

初代教会各种信徒彼此各持己见、各行其道、各拥山头的现象,在当代也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样貌呈现罢了。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岂能分党结派、区分你我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

保罗提醒信徒们不要分党结派,因为所有信徒都是属基督的。作为基督徒,应该效法耶稣的「舍己」精神,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而不是向别人发动战争。

保罗紧接着提醒信徒们:「我们却宣扬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信息在犹太人看来是侮辱,在外邦人看来是荒唐。」(哥林多前书1章23节)耶稣的精神是和世俗精神所追求的可见荣耀背道而驰的,因为十字架的基督要人们跟他一起「舍己」。

在当代社会,我们看到全球作为各种宗教都有的基要主义,以信仰之名排除异己,甚至将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对于他人的支配视为一种符合宗教精神的诠释。我们不用不去问别的宗教信徒,只要问基督徒就好了:这样的观点符合耶稣的教导吗?我们所需要的,到底是一种「舍己」的福音,还是一种「支配他者」的福音?

如果想要以「支配他者」的态度来面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议题,对于不符合教义者便予以导正,那么,这和伊斯兰国的基本逻辑有何相异之处?

注:

  1.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为梵谛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所作出的重要文件,可在梵谛冈官方网站阅读全文。此处引文为第二部分第二章「推动文化进展的适当措施」。
  2. 同上注,此处引文为第二部分第四章「政治团体的生活」。
  3. Massimo Faggioli. 2012. Vatican II: The Battle for Meaning. New York: Paulist Press. pp. 66-83.
  4. Massimo Faggioli. 2017. “Why Should We Read Spadaro on ‘Catholic Integralism’?” Commonweal, July 18, 2017.
  5. 曾庆豹,2016,《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护教反共、党国基督徒与台湾基要派的形成》。台南市:台湾教会公报社。

(封面相片来源:Catholic Church (England and Wales) / CC BY-N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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