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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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台湾人来说,当然很重要,尤其在某些教会里,这可是三不五时需要在证道的讲台上提醒会众的议题,当然重要。这个议题的重要程度,甚至足以诋毁所有质疑其重要性的人。

但是,国家认同真的很重要吗?且让我举个有趣的例子。

今天的瑞典,从很多方面看起来,都是个不错的国家,住在这里的人,无论本国人、外国人,都觉得过得不太差;国际社会上看来,这个重视外交、害怕战争的国家,在许多国际组织当中都有她的地位,也在世界上最多国家获得自由旅行的权利;工业化虽然晚,但二战时和战后重建发了两笔战争财,彭博社(Bloomberg)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瑞典排名第二。总之,这个国家,里看外看都还算不错。

那么,这个还不错的国家的国民,应该有很清晰且自豪的国家认同吧?

可惜并不尽然,跟台湾一样,瑞典人只有在国际体育赛事时才会承认自己很爱国;不少世代居住在瑞典的德国后裔,既不觉得自己是德国人,也不觉得自己是瑞典人;很多住在南瑞典、尤其通勤去丹麦上班的瑞典人,觉得区分瑞典和丹麦很无聊,瑞典足球球星伊布(Zlatan Ibrahimović 或译伊巴,台湾译兹拉坦)走红,不仅是球技,也因他是生长于瑞典的波士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埃西亚天主教徒的后代,是多元文化活生生的代表;住在北瑞典的原住民萨米人(samer),其游牧区域遍及挪威、瑞典、芬兰,只是承认瑞典近年来的法律对他们比较友善而已,许多萨米人对自己的文化认同多过国籍认同。

Zlatan Ibrahimović(Photo credit: wiki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今天这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瑞典人才有的乱象,瑞典人的国家认同继续混乱下去,将来这个国家只有分崩离析的份。不过,事实上是,瑞典人一直都没有很清晰、一致的国家认同,几度面临战争威胁时,也确实有瑞典人跑去敌国从军。

瑞典文学泰斗史特林堡(Ausgust Strindberg 1849-1912)自传色彩浓厚的代表作《红房间》(Röda Rummet 1879),除了对瑞典文学影响深远之外,也为后人留下了百余年前瑞典社会的片段。在倒数第六章〈关于瑞典〉中,小说人物蒙坦努斯(Olof Montanus)在金匠公会发表了一段轰动全场,但也自毁前途的脱稿演说,演说中如此描写当时瑞典人的国家认同:

「瑞典……起先是德国的殖民地,语言……是低地德语的十二种分支。……瑞典最富裕的省份住着丹麦人,一直都说着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并抗拒承认瑞典的国家主权。……例如斯康纳省,直到如今仍将哥本哈根当成他们的首都,也在国会里组织一个反对政府的政党。丹麦的(!)哥德堡情况也类似,不承认斯德哥尔摩是国家的首都,今天,哥德堡还有那些在当地逐步兴建殖民地的英国人,这些英国人的母国在外海垂钓,冬天的时候几乎垄断了城里所有的大型商业,夏天回到英国享受他们蒐集到的财宝,真是非常兴盛的民族啊!英国人还办了报纸……。」(1978年原文版290-291页)

《红房间》1978年版内页插图,Arvid Fougstedt绘

《红房间》其实为当时与当代的瑞典社会,揭示了通往理想社会的共同生存态度:即使立场相左,阶级不同,利益冲突,看法针锋相对,但这些人仍彼此帮助、互相牵成,即使自己拥有的不多,也愿意帮助朋友、甚至敌人,挨过难关。

坦白说,《红房间》是个很奇怪的名字,这个房间甚至看上去也不都是红色的,小说中发生在「红房间」里的场景并不多,主角也不是在「红房间」里认识这群穷困却奇特的艺术家、哲学家、记者、经济学家、教授的,他们只是先后曾一次或多次到过「红房间」,他们不见得同时在场,待的时间或长或短,他们也不总是在「红房间」里高谈阔论、创作或做些什么了不起的事,「都曾经到过那里」是这些角色唯一的共通点。

理性地来看,名字非关本质。但也有人认为孔老夫子说的「必也正名乎」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无论什么外交问题、国际关系,只要我们国家改了个名字,一切问题和困境都会迎刃而解──这想法未免天真。有趣的是,许多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名称不幸有个「中国」字样的就要改名,与「中国文化」沾上一点边的也要极力断开,但为什么这「中国的」儒家思想却抱得紧紧的?来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血缘迷信也扯不断理还乱?

就像真正的孝顺勉强不来,告上法院也只拿得到钱,孝顺和效忠都不是钱换得来、不是口号和观念灌输要求得来的,而是良好、甚至亲密的人际关系的结果。军人效忠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概念,而是呼唤他来保护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亲人、熟人、陌生人。(参见下方瑞典国防部广告)

其实,国家认同是个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假议题,真正重要的,是一起生活在这块地方上的人,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来了多久、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合力建立一个「永续发展」的社会──这需要每个人抛开成见、放下弱弱相残的敌意,没有人能对另一个人说「我不需要你」、「米虫」、「滚回你的祖国」,大家生活在这里,对这个社会或多或少都有贡献,大家彼此建造,为我们当中较弱势的人创造适合他们发展的空间,就像在教会中服务最小的弟兄一样。

如果你坚持的话,国家认同还是可以很重要,但恐怕不是最重要的,对基督徒来说,超越血缘、超越国籍、在基督之爱里的合一共融,才是首要之务;对台湾人来说,建造一个超越族群、超越偏见、超越政治立场、超越阶级、互相扶持的社会,才是当务之急。

(封面相片来源:berns,此为《红房间》以此为题的房间近照,小说中描写的破旧红家具已不复见。)

4 意见

  1. 啊⋯看了好感动!!
    超越国家认同,超越血缘,在基督之爱里的合一共融才是首要之务;
    在当今的台湾,多么需要每个人抛开成见、放下弱弱相残的敌意⋯,那才是蒙受祝福的和谐的社会。
    作者深具远见与勇气,能提出如此独到的见解,太值得我们深思,也太值得佩服了。

  2. 虽然国家认同对于一个基督徒不一定是必要的,但文章通篇没有圣经立论根据,直接跳到「政治正确」的结论,有点难连结
    「理性地来看……扯不断理还乱?」这段还有主词的混淆问题,「国家改名」跟「抱紧儒家文化」是否同为一批人?同时,作者把一些议题太过简单化,「国家改名」是否只有改名这么简单?「抱紧儒家文化」又意味着国家认同?
    不过也谢谢作者,让我们认识瑞典的现况

    • 谢谢您的回应。本文虽然没有明白列出圣经经节,但确实是根据圣经经文信息立论,还请您放心,有时觉得某些圣经的信息的出处,推测大家应该可以联想得到,就只是简要几笔带过,算是修辞的手法。马太福音25章全章传达的都是同样的信息:上帝把这世界(连带其中的人、动物、还有精神创造)托管给我们,我们如果对上帝忠心,就连最微小的一个弟兄姊妹都不能弃他不顾。一群认信基督是主的、尽管各形各色的人聚集在一起,成为教会;一群聚集在一起、各形各色的人聚集在一起,成为社会;虽然未必认信基督,但因为上帝爱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也学着爱所有的人,我们没有权柄在上帝以先就判定某些人不值得爱、不值得受到尊重、不值得属于这个社会。
      至于中文句中主词转移的现象,是中文书写语言的特色,虽然我的确有意呈现这样的特色,但我相信语意的指涉是够清楚的。就我个人观察,倡议国家改名和抱紧儒家文化的是同一批人,或许他们当中有些人没有发现,但我希望他们或许可以稍微想一下,是不是真的如我所说的这样。
      我承认我的文句信息量很多,我谈的不只是国家改名,抱紧儒家文化当然不等同一般所说的国家认同,我介绍的也不只是瑞典的「现况」,还有关于瑞典的其他很多,如果您只从文中认出瑞典的现况,那还真是徒呼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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