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运动导致港台两地消费者抵制争议的延烧。先是全港三罢时，一芳台湾水果茶的香港分店同步响应。不料，在担忧中国消费者抗议下，代理商急忙在社群网站发声明表态，坚决一国「两」制，反对「暴力」罢工。消息一出，台湾网友进一步起底除一芳外多家亲中手摇茶连锁店并发起拒喝行动。
这厢怒火燎原之余，不乏有人持反对态度，斥之为「假觉青」，「被政客操弄利用」，并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lton Friedman所举的一支铅笔为例，主张由于「每一个环节均是大量彼此完全不认识的人力，透过市场交易达成分工合作」，抵制行动不单在实务行动上根本不可行，甚至可能标准不一致，抵制一芳，却不抵制太古集团，在理论上，更会成为引发战争的触媒，「当市场整合得越紧密，则彼此发动歧视甚至战争的成本就越高！反之，当双方完全老死不相往来时，战争成本最低，也最容易洗脑本国民众抹黑对方。」
到底把消费乃至贸易转成为政治制裁手段，不管是个别社会或国际间的集体行动，可不可行？有没有正当性？其实，钍对经济作为采取不合作行动，在历史上，曾为不少相对弱势的群体取得可观的成果。像是1920年代初，甘地为了抗议英国殖民政策，发起拒买英国布，鼓励生产传统布料，10年后，他更发起「食盐进军」，不惜为此入狱，最后逼政府废除《食盐专营法》。由罗莎·帕克斯（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拒绝让座给白人事件遭逮捕所引发的1955年「全面抵制蒙哥马利公车运动」，更开启了之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这些还算是没有出国门的。
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抵制，社运人士可以或需要运用的社会控制技术，则需要升级。到了1983年，为抵制宪法中种族隔离议会相关规定，南非黑人行政人员集体辞职，白人政府出动军队镇压示威行动，这件事经国际传媒报导后，美国从大学开始发起一连串抵制运动，要求学校、企业乃至政府从南非撤资，造成南非经济重创，通货膨胀一度高达15%。最近的全球性知名实例，则是2005年英国社会运动者所发起的全球性「抵制、撤资、制裁」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简称为BDS运动，旨在向以色列政府施压，支持巴勒斯坦难民争取平等公民权益。
不过，基督徒最记得的，应该是由南非屠图大主教在2014年为了阻止气候变迁，减少碳排放所发起的「种族隔离等级」的抵制运动」。屠图投书英国卫报，主张对即将面对气候变迁临界线的全球社会，人人作为上帝的管家，有责任采取行动，抗拒以金钱作为成功与否的疯狂文化，抵制一切由石化产业所资助的体育活动和大众媒体，要求开始研发替代能源，任何相关能源企业广告均需标示警语，发起城市「无车日」，在自己家中装设太阳能板及热水系统，并要求宗教团体采取立场发表声明。
经济抵制或制裁过去往往被当作出于利他的集体「助人行为」（helping behavior），或是具公共性的「购买投票」（purchase votes）行动，来加以研究。它可以仅是一次性手段，借由造成行为不当的企业营收损失，来产生吓阻作用，目的在干预个别企业或整个市场机制，促使管理阶层不得不把品牌形象纳入经营策略中，进而履行其「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但它也可以作为长期的或全面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侧重表达道德谴责，唤起社会意识的觉醒，进而促进体制性改革。
所以，经济抵制不应该看成是反市场交易的，相反地，而是对市场的一种矫正。它不只有消极说「不」的一面，也有积极说「是」的另一面，借由鼓励替代性产品的购买，或新型态生活惯习的养成，来协助新产业的研发和市场拓展，乃至打造不同消费行为背后的公民社会的另类想像。
在全球化的时代，成功的消费者抵制行动，往往需要可信的第三方的介入，通常这是长期从事草根运动的非政府组织。这是因为看似无大台的抵制运动，仍旧必需提供经事实查核的正确资讯，拟定明确有效的集体行动诉求，进一步或协助打媒体战，或推动政策游说或立法。这样方能让个别行动者心中的「损益计算」利大于弊，愿意走出来参与抵制，以取得共享的身份认同感。
同理，遭抵制的企业和国家当然也可以「下有对策」。捏造假消息，反过来抹黑贬低行动者或参与协助的第三方，是一种。再不然，淡化或合理化企业或国家的既定政策，让人以为错误没太严重，是可以被原谅的，抵制行动不具备手段与目的间比例正当性，是另一种。但是上述这些作法往往冒着激化抵制运动，使得抗争进一步升级的危险。较聪明的作法是强调抵制是非理性的，会带来不可预料的道德后果，比如:导致其他的涉利者连带受波及。
坦白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抵制运动的批判声音，基本上结合了所有上述的「对策」，并且有意无意间犯了打稻草人的逻辑谬误。论者先是把抵制运动抹黑成「假的」、「被利用的」，然后跳脱现在的香港抗争运动的实况处境，把抵制的对象「无限上纲」至「所有」不分地区曾主张一国两制的企业，或凡是与其从事交易的相关企业，再进一步提供片断的经济学理论，说明在全球化的产业炼中，抵制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论述失据的错误，最明显之处，还是在曲解「商业贸易有助和平」的说法。没错，经济交易的确可以促进彼此的认识，同其时，使得发动战争的成本变高。但是，这样的说法背后必须假定了市场交易具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与公平。违反公平原则的不自由交易，非但无助于促进和平，反而会助长不正义的结构压迫或暴力，进而导致战争的发生。
犹有甚者，战争成本效益的计算，必须放在个别政经处境中去审视。如同独裁经济学理论（Economic theories of dictatorship）所指出的，极权政府只有军事上非常强势或非常弱势的情况，才有动机去采取恰当措施促进经济成长。另外，在寡头式的极权政体中，统治者为了确保自己权力，有时是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的。
整体来说，这场两岸三地手摇茶抵制风波，真正出问题的，其实是无第三方介入。消费者不清楚品牌加盟店的营运模式，分不清直营店、自愿加盟，及特许加盟的不同，「加盟店主其实无涉总部经营、文案和对外宣传，却成为抵制行动的受损对象。」而运动也无法进一步升级去要求立法规范品牌总店与加盟店之间的风险管理与契约关系，使得受波及的加盟店主得以获得连带的损失赔偿，亦无法促进连锁品牌管理阶层可以有效改善其经营策略，例如，透过分散市场，避免直接投资，甚至以副品牌作出区隔等等。
抵制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便是抵制是否有尽可能减低其他弱势涉利者所受到的不利益，或者，在无法避免其不利益的情况下，能否在伦理上证成抵制行动的必要性。在对南非的案例中，虽然联合国在1962年便成立了「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呼吁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但这样的作法，一开始并未获得各国的支持，特别是对南非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美国和英国。一直到南非黑人自己开始全面动员，获得国内的关键多数，再加上全球媒体大规模报导，「支持黑人争取人权的长期利益，远胜过经济制裁所可能造成生活上的短期不利益」的诉求，获得全球公民社会的认同，这才剧烈地翻转了南非的局势。
所幸，事犹未晚，倘若拒喝手摇饮的消费者，因受波及现在对总店提起集体诉讼的手摇茶加盟商家，能够结合第三方社运力量的协助，打造并想像一个更尊重人权民主与自由的公民社会、更愿意负起企业社会责任的合理市场机制，这将是对不当政治干预经济的最佳防卫。
（Photo credit: Effie.Y. / CC BY-N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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