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伦理学看武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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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局势动荡。在北京当局与港府违反「一国两制」激起民怨、港警逾越法律授权殴打、监禁乃至性侵示威群众后,香港学生也出现以弓箭、标枪、汽油弹等武器死守校园的现象。基督教伦理学怎么看待这个课题?

James F. Childress(1986)指出,基督徒面对邪恶与不公义可能会产生5种反应:

  1. 不抵抗;
  2. 非暴力抵抗;
  3. 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回击的有限暴力抵抗;
  4. 遵循比例原则的有限暴力抵抗;
  5. 无限制的暴力抵抗。

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无法接受上述第5种反应。但历史也证实,第1种反应其实是不负责任。希特勒掌权后,曾要求德国各教会按照纳粹党的概念曲解圣经,以合理化纳粹反犹的行径。当时绝大多数的德国教会采取「顺服」的态度,这是该国教会界的一大污点。

当时德国还有一小部分的牧长,在尼默勒牧师(Rev. Martin Niemöller)的带领下坚持不从纳粹党的国策,因而受到严重的迫害;在这个小团体中,潘霍华牧师(Rev. Dietrich Bonhoeffer)进一步挺身参加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遭到监禁,并于盟军抵达监狱前夕被杀。圣经究竟如何看待武力反抗?

圣经中有没有武力反抗的教训?首先,地上的统治者都只是一时的,真正坐着为王的是耶和华。「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但以理书2:21)John Jefferson Davis(1993)指出,当上帝乎照基甸时士师记6),以色列的合法统治权就从米甸统治者的手中转移到基甸手中,而且上帝也要他使用武力推翻当时米甸统治者的既存秩序。

根据John Jefferson Davis的见解,在某些情况下应该允许对既有的政府采取革命性的行动,比如:持续性的威胁;杀害无辜人命;剥夺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人权。而且,革命应该是,最后万不得已时才可以祭出的手段。

17世纪的鲁则福(Samuel Rutherford, 1600-1661)在其《法治与君权》(Lex Rex, 1644)一书中指出3个层次的抵抗:采取抗议的方式来自我防卫;尽可能逃脱;万不得已时采取武力自我防卫。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政权都是基督徒采取武装抗暴而建立的,包含美国独立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宗教改革时代,路德、加尔文等大师也都曾主张武装抗暴。事实上,新教的建立本身就是三十年战争的果实。武装抗暴,是最后万不得已的手段,但并没有违反圣经的教导。

回到香港的现实面,政权「持续性的威胁、杀害无辜人命」,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还要谴责人民武装抗暴,恐怕会陷于说风凉话的假中立,反而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Photo credit: Studio Incendo / CC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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