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伦理学看武力反抗

香港局势动荡。在北京当局与港府违反「一国两制」激起民怨、港警逾越法律授权殴打、监禁乃至性侵示威群众后，香港学生也出现以弓箭、标枪、汽油弹等武器死守校园的现象。基督教伦理学怎么看待这个课题？

James F. Childress（1986）指出，基督徒面对邪恶与不公义可能会产生5种反应：

1. 不抵抗；
2. 非暴力抵抗；
3. 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回击的有限暴力抵抗；
4. 遵循比例原则的有限暴力抵抗；
5. 无限制的暴力抵抗。

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无法接受上述第5种反应。但历史也证实，第1种反应其实是不负责任。希特勒掌权后，曾要求德国各教会按照纳粹党的概念曲解圣经，以合理化纳粹反犹的行径。当时绝大多数的德国教会采取「顺服」的态度，这是该国教会界的一大污点。

当时德国还有一小部分的牧长，在尼默勒牧师（Rev. Martin Niemöller）的带领下坚持不从纳粹党的国策，因而受到严重的迫害；在这个小团体中，潘霍华牧师（Rev. Dietrich Bonhoeffer）进一步挺身参加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遭到监禁，并于盟军抵达监狱前夕被杀。圣经究竟如何看待武力反抗？

圣经中有没有武力反抗的教训？首先，地上的统治者都只是一时的，真正坐着为王的是耶和华。「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但以理书2:21）。John Jefferson Davis（1993）指出，当上帝乎照基甸时（士师记6），以色列的合法统治权就从米甸统治者的手中转移到基甸手中，而且上帝也要他使用武力推翻当时米甸统治者的既存秩序。

根据John Jefferson Davis的见解，在某些情况下应该允许对既有的政府采取革命性的行动，比如：持续性的威胁；杀害无辜人命；剥夺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人权。而且，革命应该是，最后万不得已时才可以祭出的手段。

17世纪的鲁则福（Samuel Rutherford, 1600-1661）在其《法治与君权》（Lex Rex, 1644）一书中指出3个层次的抵抗：采取抗议的方式来自我防卫；尽可能逃脱；万不得已时采取武力自我防卫。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政权都是基督徒采取武装抗暴而建立的，包含美国独立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宗教改革时代，路德、加尔文等大师也都曾主张武装抗暴。事实上，新教的建立本身就是三十年战争的果实。武装抗暴，是最后万不得已的手段，但并没有违反圣经的教导。

回到香港的现实面，政权「持续性的威胁、杀害无辜人命」，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还要谴责人民武装抗暴，恐怕会陷于说风凉话的假中立，反而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Photo credit: Studio Incendo / CC 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