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局与破口：从总预算案看台湾社会的「结构性撕裂」与出路

2026年的元旦钟声敲响时，台北政坛并没有迎来新气象，反而深陷在旧年的泥淖中。这场延烧数月、横跨两个年度的「总预算案」攻防战，已不单纯是数字的加减，更演变为台湾民主化以来最严峻的宪政惯例测试，以及社会信任的全面崩盘。

当立法院的议事槌在混乱中落下，或是在杯葛声中高举，我们看到的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共同体」概念的破碎。作为观察者，我们必须穿透表层的政党叫嚣，直视这场风暴的核心：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宪政困境，更是一场关于「何为治理」的价值内战。

一、预算案的本质：从「资源分配」到「焦土抗战」

总预算案本质上是国家意志的具体化——政府打算将资源投向何处，国家的未来就在何处。然而，检视此次争议，焦点早已偏离了「国防预算是否合理」、「社福支出是否足够」等实质讨论，转而聚焦于「程序性的毁灭」。

在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延续至2026年的当下，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对撞已成常态。反对党掌握国会多数，试图透过「卡预算」来实质瘫痪行政部门的特定政策（如能源转型、转型正义相关预算）；而执政党则诉诸民粹，将国会的监督简化为「毁宪乱政」与「卖台」，动员群众包围国会。

这种「焦土战略」的危险在于，它将民主政治中必要的「妥协」（Compromise）视为「投降」（Surrender）。当预算审查不再是为了看紧荷包，而是为了羞辱对手；当行政部门不再寻求说服，而是直接诉诸侧翼网军攻击在野党，台湾的政治便陷入了无止境的「零和博弈」。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建设的时间，更是对民主制度运作的信心。

二、社会对立的深化：算法时代的部落战争

这场预算战争最令人忧心的副作用，是它如何精准地撕裂了台湾社会。打开社群媒体，演算法精准地将我们推向同温层的极端。

支持执政党的群众深信，在野党的杯葛是为了配合境外势力搞垮台湾经济，任何对预算细节的质疑都被打成「认知作战」；支持在野党的群众则坚信，执政党的每一笔预算都藏着贪腐的黑箱，不通过预算是替天行道。

中间理性的讨论空间完全消失了。专业的财税分析、法制局的评估报告，在情绪化的迷因图（Meme）面前苍白无力。这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现象：事实不再重要，立场决定一切。即使是同一个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也可能因为对总预算案的看法不同，而在爱宴中面面相觑，甚至在群组中恶言相向。

这不仅仅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这是「社会信任」的瓦解。当我们将不同意见者视为「需要被消灭的敌人」而非「需要被说服的公民」时，民主的基石就已经动摇了。

三、宪政时刻的反思：回归「责任政治」与「法治精神」

要解开这个死结，不能只靠激情，必须回到制度与理性的原点。

首先，行政权必须学会谦卑。在双首长制的架构下，缺乏国会多数支持的内阁，本就应当展现更多的沟通诚意，而非傲慢地要求国会照单全收。预算的编列必须严守《预算法》与财政纪律，不能以「建设」之名行绑桩之实，更不能将法定支出当作谈判筹码。

其次，立法权必须回归理性。国会拥有预算审查权，但这项权力是为了监督政府效能，而非瘫痪国家运作。在野党应当展现「准执政」的高度，针对不合理的预算项目进行删减或冻结，并提出具体的替代方案，而非采取无差别的杯葛。若只会破坏而不会建设，终将遭到民意的反噬。

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必须尊重宪政惯例与法治精神。预算案的僵局若无法透过协商解决，应寻求释宪等制度性管道，而非诉诸街头运动来施压。街头是民主的防线，但不应是议事无能的遮羞布。

四、信仰群体的角色：做「和平之子」而非「政治打手」

面对如此撕裂的社会，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

德国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在面对纳粹德国的统治时曾提醒我们，「教会不应只是『包扎轮下的伤者』，更必须『卡住轮子的辐条』。」但在台湾当前的语境下，阻挡轮子不代表我们要盲目地加入某一边的抗争。

基督徒应当成为社会的「降温机制」。在教会内部，我们需要练习「在真理中对话」，示范如何在政治立场南辕北辙的情况下，依然能在基督里合一。这不是要我们不谈政治，而是要我们用更高的标准谈政治——谈论政策背后的公义、怜悯与对弱势的关怀，而不是谈论斗争的输赢。

我们应当拒绝传播未经查证的仇恨言论，拒绝成为政党动员的工具。我们应当呼吁政治领袖展现诚信与负责的态度。正如圣经所言：「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5:9）。在这里，「使人和睦」不是做和事佬，而是积极地促成公义的和平（Just Peace）。

五、结语：为了下一个世代

2026年的总预算案终将会过去，但它留下的伤痕需要漫长的时间愈合。如果我们继续任由仇恨动员主导政治，我们留给下一代的，将是一个虽然有选举，却没有灵魂的空壳民主。

期待台湾社会能从这次的僵局中学到功课：民主不是多数决的暴力，也不是少数党的焦土，而是不同意见者愿意为了共同的未来，坐下来寻求共识的艰难过程。这条路很难走，但却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