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精神中的基督教元素-2

1999

民主精神当中第二个受到基督教信仰影响的元素,就是基督教对于人性现实面的幽暗意识,进而逐渐发展出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中,对于政府权力应该受到限制的看法。

基督教信仰的人类罪性论

著名的华人思想史家张灏院士曾经比较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探讨西方能够发展出民主政治传统的文化根源。他认为,尽管中西文化当中都有对于人性的幽暗意识,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幽暗意识在强调在人性的不完美之外,同时也强调建立客观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相对地,尽管儒家文化也讨论人性的幽暗面,但最终仍把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寄托在具有完美道德人格的「圣贤」身上。基于这个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基督教文化的人性观最终有办法推论出有限政府的民主元素,中国的儒家文化则无此倾向。

基督教信仰对于人性幽暗面的洞察力,可在《圣经》创世记中找到。在伊甸园当中,当蛇引诱夏娃吃分辨善恶的果子后,夏娃和亚当禁不起诱惑而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将果子吃了。「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和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耶和华 神对女人说:『你作了甚么事呢?』女人说:『那蛇欺哄我,我就吃了。』」(创世记3章6、13节)这段经文后来被诠释为「原罪论」的根源。

「原罪论」在犹太教传统中并不存在,而是在基督教逐渐形成并与犹太教分道扬镳之后,才被基督教早期的神学家发展出来。罗马书中就有提到人类所共有的「罪性」(sin)是创世之初的人类始祖所带来的,从此,人们天生都有这个特质。保罗写道:「正好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全人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章12节)

保罗当时虽然没有清楚地写出人类的「原罪」(original sin)这个字眼,实则已经指出了人类「罪性」的普遍性和可传承性。真正将人类「原罪」进行清楚阐释的,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他对于人类的罪性有极为深刻的描绘。


Photo credit: Fr James Bradley via Visual Hunt / CC BY

▲罗马帝国时期的教父及神学家: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透过自己小时候偷窃的经验,清楚说明了人类罪性的本质在于背离上帝、违背命令,或者是挑战至善,而未必是犯罪行为的本身。他写道:「我却愿意偷窃,而且真的做了,不是由于需要的胁迫,而是由于缺乏正义感,厌倦正义,恶贯满盈。因为我所偷的东西,我自己原是有的,而且更多更好。我也并不想享受所偷的东西,不过为了欣赏偷窃与罪恶……罪恶是丑陋的,我却爱它,我爱堕落,我爱我的缺点,……」(《忏悔录》,Book 2, Ch. 4)

对奥古斯丁而言,这个世界的「邪恶」并不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的是「善」;至于「邪恶」,只不过是「善的缺乏」。这个世界会有「邪恶」,完全都是因为人类的意志「背离」上帝和良善、「转向」邪恶。「当意志放弃优于它本身的东西而转向劣于它的东西时,意志就变成邪恶的,这不是因为它转向的那个东西本身是邪恶的,而是因为转向本身是邪恶的。」(《上帝之城》,Book 12, Ch. 6)简言之,「邪恶」是在人类的意志背离了善的时候出现的。

在奥古斯丁的诠释下,基督教信仰所理解的「罪」,重点并不在「罪行」,而在于「罪性」。表面上违反规定或律法的行为固然可鄙,但在内心当中那种自以为是、想要背离上帝、背离良善的心态本身才是问题所在。

至于什么是人类「罪性」在世俗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呢?关键在于「欲望」(lust),他在许多地方分别描绘了人类的不同欲望:性的欲望、金钱的欲望和统治的欲望等等。其中,和政治权力运作关系最密切的是「统治的欲望」。

人性面的权力欲望&制度面的制衡

在其经典巨著《上帝之城》当中,奥古斯丁透过比喻的方式描绘了两种人的心灵状态:上帝之城的子民和尘世之城的子民。上帝之城子民的特色是:「所有人都在仁爱中相互事奉,统治者靠他们的建议,服从者靠他们的服从。」这些人「爱上帝到轻视自己的程度」,「敬虔」是他们的特色。

相对于此,尘世之城子民的特色是:「国王用统治的欲望(lust for mastery/domination)治理著被他征服的民族,但他反过来也受它们的制约。」这些人「爱自己到轻视上帝的程度」,他们向人们展示的是「强人」的力量(《上帝之城》,Book 14, Ch. 28)。

奥古斯丁所描绘的尘世之城子民的特色,其实正是人类罪性的集大成:爱自己到轻蔑别人、轻蔑上帝的程度。这样的人类,反映在面对政治权力的运作的态度上,彻底彰显了「统治的欲望」:所有能够接触政治权力的人们,无不极尽所能地扩充自己的权力,以统治和支配他人为目的。

尽管处于罗马帝国时代的奥古斯丁,不可能倡导和君主统治相对立的民主政治,然而,奥古斯丁对于人类罪性(尤其是权力欲望)的深刻描绘,却为基督教思想留下深刻遗产,直到1000多年后,西方社会在思想和政治上开始争取民主时开花结果。奥古斯丁对于人类权力欲望的洞察力,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权力制衡」的思想。

在美国建国初期,建国者们的文字中明确透露出他们对于「权力制衡」的观念,实际上来自于从奥古斯丁以来对于人类罪性的现实意识。在《联邦论》(The Federalist)第51篇当中,麦迪逊(James Madison)写道:「野心必须以野心来加以制衡。人的利益必须和他所处位子的宪法权利相连结。它必须是反映人性的,也就是说,这些设计应该必须控制对于政府的滥用。……如果人们都是天使,那么就不需要有政府了。如果都是由天使来统治人们,那么就不需要对政府进行内部或外部的控制了。」美国的建国者构思出了我们现在熟知的「三权分立」制度,也就是说,总统、国会和大法官三个部门,每一个部门都有权力可以限制另一个权力的行使,使得美国民主制度不容易演变成独裁制度。

必须承认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采用的并不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度;欧洲国家所采用的大多是内阁制。然而,这并不减损基督教的人性幽暗意识对于近代民主制度的正面贡献。人性的幽暗意识强调的重点是:不要相信人类具有达到至善的可能性,因此,在政治的领域,就应该透过更完善的制度来限制政治人物扩权的可能性。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体制,必定会有许多节制政府权力运作的制度。

结论:慎防统治者扩权

权力就像是一只魔戒,一旦戴上了它,便想永远拥有它。这种倾向也是基督教对于人性堕落倾向的宿命式描绘。成熟的民主国家,除了具有较为完善的制度以节制政治人物的权力之外,其政治人物和人民大多抱持着一种必须捍卫民主体制的信念。唯有在制度面以客观法律和制度限制权力,同时在文化面对政治人物扩权倾向时常保持警惕,才有可能让一个国家的民主维持长久稳定的运作。

一个负面的例子是土耳其;最近两周,全球聚焦在这个国家的流产政变。其实,土耳其的民主体制在这几年来一直呈现退化的状态。原因是现任总统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在2014年由总理职位卸下并选上总统之后,就一直扩张总统的职权。

在原本土耳其的宪政体制中,总统并不具备实质权力,实际的政府权力是在总理的手中,总统几乎是虚位元首。然而,厄多安却透过主持内阁会议,削弱总理权力、大幅扩张总统的权力。此外,厄多安总统对于土耳其国内言论自由的严厉打压(例如接管国内最重要的报纸、起诉许多政治批评者等),以及对于境内少数民族库德族的压制措施等,都显示土耳其的公民社会正因为政府权力不断地扩大而逐渐失去其动能。

▲土耳其现任总统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

土耳其政治总统扩权的例子,表面上表现的是一个政治强人如何崛起,但这背后更深刻的原理,其实是基督教信仰所描绘的艮古不变道理:人类的权力欲望所反映的人类罪性。

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曾对人性和民主政治的关联性写出一段经典名言:「人的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政治成为可能;但是人的不正义的倾向使民主政治成为必要。」在上一篇文章〈民主精神中的基督教元素-1〉所谈的对于「人的内在尊严」的尊重,其实就是使民主政治成为可能的关键;至于本文〈民主精神中的基督教元素-2〉所谈的「人的罪性」,则是民主政治为何必须发展出完整的客观法律制度的重要理由。

(封面图片截自:Ark in Time / CC BY-NC-SA;亚当和夏娃受蛇的引诱,吃了分辨善恶的果子。)

作者简介/廖斌洲
台湾大学政治所博士候选人,主要关注的议题为近代民主思想、当代中国民权运动;额外的兴趣为政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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