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高雄西子湾求学多年，高雄火车站旁的高雄中学，以及爱河边的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都是交通往返必经之处。这两个地方，一个是青春期毛头小子密集出没的地点；另一个则是前身为高雄市政府的历史古蹟，因为位于爱河旁，蓝天白云流水加上开阔的广场，带有那么一丝浪漫的人文气息。我始终未曾把二二八事件跟这两个地点划上等号。
去年，我前往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采访二二八纪念座谈会，在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许雪姬的提醒下，才猛然意识到，这个现场，就是当年屠杀发生的地点之一！当年二二八件调解委员会于此召开会议，军队于用餐时间封锁我刚刚走进来的正门，冲进我们现在所在之地、投掷手榴弹并开枪扫射，许多人当场丧命，幸存者从后门仓皇奔逃。我甚至不知道悲剧如果是发生在此时此刻，我能否幸免于难。
该场座谈会中，高雄中学图书馆主任吴荣发也分享当年学生临时组织自卫队，保护其他学生及居民安全，然而军队以武力攻下雄中后，宣称掳获学生军的组织表、旗帜、文宣等，作为叛变屠杀的依据，然而事后由当事人的口述史证实是刻意栽赃。我很难想像，这些年仅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是哪来的勇气扛起这些无法承担之重。（注：相关口述历史都收录在《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谈纪录》 ，目前已开放全文下载。）
这场研讨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冲击，原因在于自认为是「进步青年」的我，过去竟没有意识到，那些冰冷的名称与历史，其实就在自己的身边。这种无知与冷感，让我理解的二二八失去了温度。现在当我再次走过这些历史现场，终于开始能够与土地产生情感上的连结。
事实上，包括我目前居住的城市台南，在国立台湾文学馆前圆环上，汤德章律师半身塑像竖立之处，就是当年他被枪决之地；儿时居住的街道名称，也与二二八事件时二七部队攻占的干城营区有着直接的关连。这些遍布全台各地的、可能是大多数人每天路过却无感的地标，以消逝的生命堆叠而成，他们静静等待，期盼苦难的教训，能够被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看见与重视。
近日马丁‧史科西斯（Martin Scorsese ）在台湾拍摄的电影《沉默》上映，引起基督徒间不少讨论。年轻时曾想要成为神父的他，在接受专访时剖析这部酝酿近30年的电影，指出面对文化差异，想要传福音则必须了解这个文化的价值观、了解这个民族的想法、而唯有在当地生活，学习语言、投入时间，才能看清情势。
他认为宣教要成功，传教者的言行举止是关键，「不一定是『踏绘』，而是他们跟周遭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带去的爱与怜悯，这才是关键。」「多年前我有个构想，想拍一位受到感召的神父，但必须先学会抛开自我意识，和精神上的自满，因为必须永远将信众摆在第一，我发现我这次就是在拍这样一部片。」
今年二二八连续假期长达4天，大多数人因为期待放假而心情愉快。然而，这毕竟不是一个值得欢庆的节日，而是对整个台湾来说沈重无比的日子。对于台湾的教会来说，又是否能够如同马丁‧史科西斯的体悟，抛开自我意识和精神上的自满，与周遭的台湾人建立关系，让爱与怜悯成为宣教成功的关键呢？
当几年前〈受难记〉上映时，基督徒设身处地思想耶稣的受钉，当年甚至有许多人在网路上转贴文章，描述被钉十字架时肉体所受到的痛苦，希望众人一同体会耶稣为世人赎罪所留下的宝血。然而当台湾的土地上就有类似的苦难时，基督徒们却无法同理家破人亡的痛苦，「只闻耶稣钉十架，不知台湾二二八」而始终保持沉默，想要以爱与怜悯来见证信仰，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封面相片来源：intellidryad / CC BY-NC-SA；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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