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奇的合一运动（上）

梵谛冈最重要的期刊《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于7月份刊出了一篇名为〈福音派基要主义与天主教整合论：一个令人惊奇的合一运动〉（Evangelical Fundamentalism & Catholic Integralism: A Surprising Ecumenism）的文章，在欧洲和美国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界引起不少回响和论战。该文的两位作者，分别是由现任教宗亲自任命的《公教文明》主编斯帕达罗（Antonio Spadaro），以及阿根廷的长老教会牧师费桂罗亚（Marcelo Figueroa）。

该文的主旨是在批判此现象：美国天主教徒近年来的信仰价值有愈来愈被基督教福音派的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影响的倾向，导致他们在政治上不再信守政教分离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以宗教原则指导政治。这种倾向导致了一种「仇恨的合一运动」（ecumenism of hate）。

我认为这篇文章非常值得受到中文世界天主教徒和基督徒的重视，因为它非常深刻地剖析了当代基督教基要主义面对政治问题的盲点，同时提供了一个基督徒反省自己如何面对政教关系的视野。因此，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笔者将先以重点摘译的方式引介这篇文章；第二部分会对这篇文章作出一些简单的分析，以及讨论本文可以提供台湾处境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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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于今年5月访欧期间前往梵谛冈拜访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两人政治价值的差异反应在过去一年多来许多议题上的交锋（美墨边界筑墙、美国的移民问题、气候变迁议题等）。这样尖锐的对比，于这篇教宗亲信的文胆斯帕达罗（Antonio Spadaro）神父执笔的全面检讨美国宗教右派的文章当中，达到高峰。

〈福音派基要主义与天主教整合论：一个令人惊奇的合一运动〉

摘译

本文一开头就以「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这个出现在美元上，后来甚至由国会通过成为美国国家格言的基督教信仰语言，揭示了美国这个国家在政治文化上的矛盾性：某些人相信这是一种信仰的宣示，但另一些人则质疑这模糊了政教分离原则。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明文写道：「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显示美国宪政原则中的「政教分离」原则。

作者认为，美国的天主教徒至少在几个层面受到美国基督教基要主义的深刻影响。

宗教、政治摩尼教主义，以及末世论崇拜

首先，是「政治摩尼教主义」（political Manichaeism）和「末世论崇拜」（a cult of the apocalypse）的元素。

过去这数十年来，宗教在许多国家的选举过程和政府决策中扮演深刻的角色，主要是由于它为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提供了道德基础。然而，这种政治、道德和宗教的混合却采取一种「将现实区分为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的摩尼教式语言」。例如：在2001年的九一一恐怖攻击之后，小布希总统称一些国家为「邪恶轴心」，同时也声称美国有义务要「将世界从邪恶中解放出来」。今天的川普总统则常形容他不喜欢的政敌或国家是「坏的」或「非常坏的」。

这种姿态乃是基于「基督教福音派的基要主义原则」。基要主义原则近来已经从拒绝一切世俗的事物，逐渐转变成将宗教—道德的强势和决定性的影响施加在民主的过程和结果当中。今天，「福音派的基要主义者」（evangelical fundamentalist）和「福音右派」（evangelical right）或「神学保守主义」（theoconservatism）指涉相同的概念。它在当代美国政界最有名的推崇者当属雷根（Ronald Reagan）和小布希（George W. Bush）。

福音派基要主义相信美国是由上帝所祝福的国家，同时他们依据字面上对圣经的诠释宣称美国的经济成长是来自这种祝福。近年来，这支思潮开始将他们的敌人污名化为「被邪灵附身」（demonized）。在过去，对于他们了解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包含现代主义精神、黑人民权运动、嬉皮运动、共产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在今天，他们的威胁则是移民和穆斯林。

为了要维护冲突的层次，他们对于圣经的解释则倾向对于旧约圣经中关于对「应许之地」的征服和防卫作出去脉络化的阅读，却没有依循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犀利视野和充满爱心的引导。在这种叙事当中，任何造成冲突的事物都不是没有限制的。它不去思考资本利得和军售之间的关连性，相反地，战争本身时常被等同于大卫和歌利亚的「万军的统帅」之英雄式征服。在这种摩尼教式的观点里，好战精神可以找到神学理由，也会有牧师去寻找圣经的根据，去脉络化地使用圣经文本。

另一个有趣的面向这些主要由美国保守南方的白人（whites from the deep American South）所组成的宗教团体与「创造」（creation）之间的关系。面对生态灾害与气候变迁所带来的问题，他们有一帖「麻药」。对福音派基要主义而言，天然灾害、剧烈的气候变迁与全球生态危机不仅没有被他们理解为重新思考他们的教条的警讯，他们甚至以相反的观点看待这些现象：将这些现象视为足以确认他们对于《启示录》当中最终景象的非寓言性理解，以及他们对于「新天新地」的末世论式盼望。

他们的观点是一套先知式规则：与美国基督教价值的威胁作战，同时为末日战争（Armageddon）中即将来临的正义而备战，这个末日战争是善与恶、上帝与撒旦之间一决胜负之战。在这个意义上，在需要结束之前，也就是与敌人进行最后之战之前，每个过程（无论是和平或对话的过程）都会瓦解。同时，信仰者的群体成为战斗者的群体。如此对于圣经文本的单向式阅读可能麻醉人的良知，或积极地拥护以最邪恶的和最戏剧性的形象来描绘那些生活在它自己「应许之地」以外的世界。

拉什杜尼牧师（Pastor Rousas John Rushdoony, 1916-2001）是「基督教重建主义」（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或「支配主义神学」（dominionist theology）之父，这支神学思潮对基督教基要主义的神学政治观有很深远的影响。这个学说给「国家政策会议」（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这样的保守派政治组织，以及其代表者、川普总统前白宫策略长班农（Steve Bannon）提供了思想上的养分。这派人说：「我们所要做的首要事情是：给予我们教会发言权。」这类言语的真正意义其实是：希望教会能在政治和议会的领域，以及司法和教育的领域当中，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以致于公共领域的规范能够从属于宗教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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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白宫策略长班农（Steve Bannon），以其极右翼的保守政治观点著称。）

拉什杜尼牧师的学说坚持一种神权式的必然性（a theocratic necessity）：使国家从属于圣经，与此相伴的逻辑无异于那启发伊斯兰基要主义的逻辑。在本质上，恐怖的叙事（the narrative of terror）形成了圣战份子以及新十字军的世界观，它从相距不远的井中汲取水源。我们不能忘记，由伊斯兰国所宣扬的神学政治观是基于同样的对于必须尽早被实现的末世的崇拜。因此，小布希会被宾拉登视为「伟大十字军」并非偶然。

成功神学与宗教自由的修辞

其次，是「成功神学」（theology of prosperity）的元素。

这种现象已经由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描绘的原初的清教徒式敬虔主义（original puritan pietism），逐渐转向主要在当代媒体中出现，并且由那些在宗教上、社会上和政治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富豪牧师和宣教组织所倡议的「成功神学」（Theology of Prosperity）。他们传扬一种「繁荣福音」（Prosperity Gospel），因为他们相信上帝要那些信仰他的人在身体上健康、物质上富足以及心情上开心。在竞选过程中很容易从某些讯息中看到端倪，这些讯息的符码往往充满了对福音派基要主义的引用。

知名牧师皮尔（Pastor Norman Vincent Peale, 1898-1993）就是一个曾经启发过美国总统像是尼克森（Richard Nixon）、雷根和川普的重要人物。在其知名著作《正面思考的力量》当中，总是充满了这类的词句：「如果你相信某件事，你就会得到它。」「如果你持续重复：『上帝与我同在，谁能阻挡我』的话，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你。」或「记住你对成功的想像，成功就会到来。」许多电视上的布道家混合了行销、战略方向以及布道方式，并将布道的焦点放在个人成功，而非救赎或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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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过世的美国知名牧师皮尔）

第三，是「宗教自由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ligious liberty）的元素。

这种元素和「政治摩尼教主义」以及「成功神学」合起来，成为一种特殊的宣扬捍卫「宗教自由」的元素。对于宗教自由的侵蚀，的确是当前到处蔓延的世俗主义当中所带来的重大威胁。然而，我们必须避免以基要主义的词汇「完全自由的宗教」（religion in total freedom）来捍卫这种自由，这个概念被认为会对国家的世俗性构成直接而真实的威胁。

基要主义的合一运动

第四，是「基要主义的合一运动」（fundamentalist ecumenism）。

由于诉求基要主义的价值，使得一种奇特形式的令人惊奇的「大公运动」（或译「合一运动」，ecumenism）正在福音派基要主义者与天主教整合论者之间发展，这个合一运动是由一股宗教在政治领域中发挥影响力的渴望所汇集。

有些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的人近年来以极其接近福音派、却在天主教传统中找不到的论调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谈到选举投票倾向，他们可以被界定为「价值选民」（value voters）。福音派和天主教往往是信仰归属上的矛盾竞争者，但他们却在许多价值领域进行了合一。他们所共同关切的主题包含：堕胎、同性婚姻、学校的宗教教育，以及其他普遍被认为与道德和价值有关的议题上。无论是福音派信徒或是天主教的整合论者都谴责「传统式合一运动（大公运动）」，但却推广以一种对于神权国家的乡愁之梦（the nostalgic dream of a theocratic type of state）将他们整合起来的「冲突式合一运动」（an ecumenism of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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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人为主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基要主义者，在2016年美国的总统选举当中，有极高的比例支持在许多政策主张上较为保守的川普。）

然而，对于这种奇特的合一运动的最危险前景可以归咎于排外式的、伊斯兰恐惧式的（Islamophobic）观点，这种观点想要的是高墙与净化式的驱逐移民。「大公／合一运动」（ecumenism）这个词转变成一种吊诡、一种「恨的合一运动」（ecumenism of hate）。不容异己成了纯粹主义来自天上的标记。简化论成为释经的方法论。超逐字主义（Ultra-literalism）则是诠释的关键。

很明显地，这些概念和教宗方济各在各种场合对于合一运动的使用有极大的差异。教宗倡导的是一种以包容、和平、相遇和桥梁为基础的合一运动。在这里，我们就能够了解为何教宗如此致力于反对「围墙」以及任何种类的「宗教战争」。

「属灵争战」的诱惑

第五，是「『属灵争战』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spiritual war”）。

这种宗教元素不应该与政治元素相混淆。一旦混淆了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就意味着使其中一种权力从属于另外一种权力。教宗方济各在地缘政治上所表现的一个明确面向并非给予权力以神学的基础，让其得以强加在自身之上，或者寻找内部或外部敌人去战斗。人们有必要避免将神性投射在政治权力上，以免政治权力会利用它达成自身的目的。教宗方济各（在天主教信仰中）清除了为末世和「最后冲突」而备战的偏狭千禧年主义（sectarian millenarianism）和支配主义（dominionism）。以怜悯（mercy）为神的根本属性为基础才能够表达这种激进的基督教需求。

方济各试图打破文化、政治、制度和教会之间的有机连结。灵性不能依赖政府或军事协议，因为灵性乃是为了服事所有的男性和女性的。宗教不能将某些人视为必然的敌人，将另一些人视为永恒的朋友。宗教不应成为支配阶级的保证人。然而，基要主义的真实动力却带有这种试图将其律法和逻辑强加于政治领域的虚假神学偏好。

《教会战士》（Church Militant）网站的文字就使用了这类令人震惊的修辞。该网站公开支持政治上的超保守主义，同时将基督教的象征应用在这种政治理念上。该网站曾将川普类比为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274-337，首位承认基督教有信仰自由的罗马皇帝）、将希拉蕊类比为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 244-312，罗马皇帝，曾大规模迫害基督徒）。在此观点之下，美国的总统选举就是一场「属灵争战」。《教会战士》问道，川普的胜利是否能够归咎于美国人的祷告，暗示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川普总统的间接使命再清楚不过了：他必须在这个结果的基础上坚持向前行。

今天和以往相比，权力更有必要从其褪色的信仰告白的外衣上、从盔甲上、从生锈的盾牌上被卸下来。基要主义的神学政治计画就是要在此时此地建立起天国。这个天国是已然建立起来的权力的投射。这种观点带来了征服的意识型态（the ideology of conquest）。

真正基督教的神学政治计画将会是末世的（eschatological），也就是说，它是应用到未来，并且将当下的历史导向上帝的国度——正义与和平的国度。这种观点带来一种以不将任何人视为「神恩眷顾之人」（man of Providence）的外交手腕为表现的整合过程。这就是为何教廷的外交手腕是和强权建立起直接而不固定的关系，而不是加入先前就已存在的联盟网络和影响网络。在此领域当中，教宗不说谁是对的或谁是错的，因为他深知，冲突的根源总是权力的争夺。因此，没有必要去想像为了道德的理由、更糟的是灵性的理由，而在外交上选边站。

方济各强烈拒绝将上帝国度建立在此世，如同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础或其他类似的政治或制度的形式，包含在「政党」的层次。若以上面这种方式来理解，「上帝的选民」（elected people）将会进入非常复杂的政治和宗教网络，这样的网络将会使他们忘记他们是要服事这个世界的，同时会将他们放置在那些和他们相异的人、那些和他们有不同归属的人，也就是「敌人」相对立的位置。

因此，基督教对于人民的根源不能以族群的（ethnic）方式来理解。根源（roots）和认同（identity）的概念对于天主教徒而言，就和对于新异教徒而言一样，没有相同的内容。优越论者（triumphalist）、傲慢和怀恨的族群主义（ethnicism）是基督教信仰的对立面。教宗在5月9日接受法国天主教报纸《十字架》（La Croix）访问时说：「是的，欧洲的确有基督教根源。基督教有义务浇灌它们，但却是以为人洗脚的服事精神为之。基督教对欧洲的义务就是服事的精神。」「基督教对文化的贡献就是基督为人洗脚或服事的精神，以及生命的赋予。没有任何殖民主义可以存在的空间。」

对抗恐惧

最后，作者认为这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来自于「恐惧」。

什么样的情绪是这种强调政治和宗教基要主义之间虚假联盟的迷人诱惑的基础呢？正是对于已然建立秩序的崩解之恐惧，以及对于混乱的恐惧。的确，由于已被感受到的混乱，使恐惧得以用这样的方式发挥效果。其成功的政治策略是唤起冲突的声调、对于失序进行夸大，以及借由任何不真实的方式来描绘令人担忧的景象来激怒人们的灵魂。

在这点上，宗教成了秩序的保证人，而政治的面向则体现了秩序的需求。这种对于末世的诉求合理化了一个统治者所渴望的、或与一个统治者相冲突的权力。此外，基要主义所展现出来的，不是宗教经验的产物，而是对于这种宗教经验的贫乏和滥用式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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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教宗方济各反对任何强调「筑墙」的信仰价值，倡导和解和「筑桥」的信仰价值。）

这就是为何方济各对于恐惧的叙事，持续采取系统性的反叙事（a systematic counter-narration）加以对抗。有必要对抗这种对于焦虑和不安全气氛的操控。此外，方济各很有勇气地不为恐怖主义者提供神学政治上的正当性（theological-political legitimacy），避免将伊斯兰简化为伊斯兰恐怖主义。他也没有为那些预设并想要「圣战」或那些想要以构筑由铁丝网所围绕的藩篱的人们提供神学政治上的正当性。对基督徒而言，唯一的冠冕是基督戴在头上的荆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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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相片来源：notashamed / CC BY-NC-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