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光州之前有济州-前篇

专访和平使者韩国济州主教姜禹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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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这二次反送中的百万人和平示威游行,印证了宗教在转型正义的推动上能够作出积极的贡献。不仅有基督徒领袖发表连署声明,呼吁特区政府暂缓修法。信徒们更站在镇暴警方对峙的街头,彻夜吟唱圣诗〈Sing Halleluiah to the Lord〉,令举世对东方之珠刮目相看。与此相对的是,警方向和平示威群众发射150多颗催泪弹及多发布袋弹与橡胶弹的暴行,引发媒体竞相指谪,宛如韩国光州事件的不良翻版。

其实,香港争民主的处境与教会在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像光州,更像离光州不远的济州。

当然,光州事件是极残忍的。独裁者全斗焕要的不只是人命,更是灵魂。军政府先是派军队用真枪实弹和坦克进行暴力镇压,并封城搜索,造成数百位示威群众的死伤,以及数千计的人遭逮捕扣押。为了掩饰真相,其后数年,事件一直被定性为「金大中等亲共主义者主导的内乱阴谋事件」,一切相关报导及出版都被禁止,无人敢置一词。

惟独天主教的正义和平委员会,在第一时间出面呼吁政府停止屠杀,除了分派神父到首尔各教会讲述「光州事件」外,亦敦请罗马教廷出面制止暴行。事后,光州正义和平委员会更发表反政府声明,公开播映德国、日本等国际传媒所制作的录影带,出版相关档案图片及资料集等文献。

1980年的光州事件影响之深远,不只标志了韩国在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位置,更促成了民众神学(mingjung theology)的出现。民众神学家们如Ahn Byeongmu等人开始大胆地用新眼光读圣经,聚焦在耶稣同其跟随群众(ochlos)的互动处境,而非经文本身。在他们的神学建构中,耶稣,不单单是上帝的儿子,更是解放者,他认同那些受压迫及厌弃者的苦难,与民众一同打造在地如在天的上帝国。

对于发生过228事件、白色恐怖历史记忆的台湾,伴随着知名的韩国电影《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的播映,轻易便能记得并想像光州的不幸,却往往忽略了1980年的光州之前约四十年,早就有济州的四三事件。

四三惨案,是军警镇压围剿手无寸铁岛民的事件,被史学家认定是韩战之前朝鲜近代史上最血腥的事件,连日本殖民政府都未曾像这些「自己人」残暴屠杀过。不能不令后人怀疑,济州的四三事件如果当时也曾引起韩国本土民众或教会的良心声援,会不会就能避免或减缓后来光州事件的血腥与残暴?!

那一年,彻骨的戒严冬日临到开满山茶花的济州,不是没有原因的。济州岛位处东北亚的航道上,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日本为了阻止美军登陆的重要战略基地。二次战后,无视济州岛居民自决的呼声,联军强行将其归还给韩国。期待破灭,就业困难、严重的农作歉收等社会问题,加上军政官吏的不法牟利,导致了当地民众普遍的不满。三月一日群众示威游行,遭警察开枪射击,反军警运动遍地开花,并引发了官民联合大罢工,包括公家机关、民间企业等济州岛95%以上的公民营事业机构都有参与。手足无措的接管政府所采取的回应措施,当然是大规模的逮捕与刑求。这进一步使得警民冲突升温,终而出现了武装暴动。

济州岛旋即被抹黑为是左倾红色之岛。总统李承晚派兵镇压,并宣布戒严,其严峻的程度堪以「焦土化」来形容,真真是「留岛不留人」。与此有关的美军情报报告书中这样记载,「第九团基于山区地带村落的所有居民,明显提供游击队帮助与方便的假设之下,而对村落居民采取『大量屠杀计画』(Program of mass slaughter)。」纵使无辜的人民纷纷逃离家园,避居到汉拏山区的山洞中,政府铁腕镇压仍未见手软。「只要被称为暴民,居民就会无辜牺牲,开枪击毙、用水淹死、用竹矛插死、用火烧死或是直接活埋」,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3月,济州岛地区战斗司令部才展开镇压与安抚并行的策略,用赦免换取居民下山投诚。而军警与民众反抗军的武装冲突,则要到1954年9月汉拏山禁足令全面解除,方才正式落幕。

只要沉默忍耐个七年,1987年六月民主运动展开后,光州的受难者便可以无惧地站在国会听证会讲述所受到的迫害。因为涉及南北韩左右派意识型态,以及国土完整的争议,济州四三事件的平反却要等上七个七年,到2000年政府才颁布「济州四三真相纠明与牺牲者名誉恢复特别法」,2003年的《济州4·3事件真相调查报告书》,承认至1954年解除戒严,共有3万余名无辜者牺牲。

而这份调查报告书所呈现的「真相」,仍旧是「转型不正义」的,把军警人民统统描述成是受害者,那谁要来当加害者?!在去年,四三事件七十周年的追悼仪式上,韩国总统文在寅这样形容,「悲剧太长,悲哀太深,深到清风拂过,就叫人潸然泪下」,「就连一道石墙、一朵凋落的山茶花也知道济州的那段苦痛岁月,人们在这七十年间持续寻找探问:这块土地还有春天吗?」这个疑问现在仍旧需要被探问。

姜禹一,韩国天主教济州教区主教,正是探问者之一。他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年出生在首尔的,在一个四代天主教的家庭中长大。在中学时,举家移民到日本,性格早熟且深思熟虑的他早在那时便决志要献身。「我当然可以为自己的未来作出很多不同的选择。但当时,或许是上帝的感召,我想,既然我只能活一次,便要尽可能活得有意义,所以我决定成为神父」,于是,他在东京取得哲学学位后,便远赴罗马深造。

在1974年,学成返国的他正式被按立为神父,并在首尔教区一路从辅理主教荣升至领衔主教。那期间的济州,教会的规模不大,一直到1977年方才正式升格成为教区,恰恰隶属在光州总教区下。是在2002年,济州四三事件刚刚打破政治禁忌,开始被谈论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在国际局势及地缘政治上注定被牺牲的小岛,担任上帝派来守护、医治并安慰羊群的好牧人。

主教公署。

像一般的韩国人,姜禹一从过去所受的教育,知道「济州曾发生过事情」。但究竟真相是什么,济州的人们又经历过怎样的创伤,他其实一无所悉。但教会里面有济州出身的神父是幸存者,有信徒是受难者的后代,他们向这位来自韩国大陆的牧者尽吐了那段惊恐莫名的过去和至今仍旧挥不去的阴影。

震惊之余,姜禹一体会到,过去并没有真的过去,自己若要真正做好牧灵的事工,成为上主和平的使者,便不能绕过这段苦难的历史。于是他发挥过去作学问的精神,开始四处搜罗资料,阅读相关文献,并且亲自去访问经历过四三事件的当事人,企图还原真相。说来容易,过程其实并不简单,「一方面资料有限,毕竟政府五十多年来禁止出版任何相关文件,另一方面,济州岛民也长期选择噤声,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意谈论」,姜禹一解释道,「或许,这是因为过去太过沈痛,而且他们也担心如果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会连累下一代受到政治迫害」。

拒绝谈论,或噤声,济州便永远不会摆脱遭牺牲的悲情宿命,而那些遭压抑的过去更会像冤魂,时不时便会出来作崇。更何况,济州屠杀作为韩国历史无法直面的一页,亦突显出社会如何长期为左右派政治意识型态所操弄的现况。主教姜禹一遂下定决心,要解开这个济州与韩国本土解不开的结,为遭噤声者的喉舌,把每一场来自韩国大陆邀请演说,都当成促成真相与和解的机会,为四三事件争取到更多的媒体能见度。

或许正是他一以贯之的敢言与真诚打动了济州的人心,在韩国政府最终将济州定位为「世界和平之岛」,济州成立了和平奖之后,这位非济州人的主教获得一致推崇担任和平奖委员会的主席。

济州四三和平公园。

然而,翻过了历史的一页,真正的和平仍旧不可企及。如同高桥哲哉在《牺牲的体系:福岛.冲绳》所分析,「牺牲的体系」是以某个社会群体常态的、持续的处于牺牲状态,好让体系正常运作。它有四项构成要素,1.位于社会边缘的牺牲者,2.社会主流的获益者,3.认定牺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神话,以及4.主张牺牲是为了共同体所必要的意识型态。特别是最后的二项,使得所有的人都可以安然享受利益,「牺牲的体系」变成了没有人需要负责的「无责任体系」。济州岛作为「牺牲的体系」的宿命,除非一场心灵革命,是无法翻转的。

尽管济州岛2007年被登载成世界自然遗产,总统卢武铉却于同年宣布,要在济南岛南端不到二千人的江汀村建设大型的海军基地。表面上,这一切是完全合法与民主的。是江汀村的村长,召开村民大会,经由出席率不到一成的村民集体鼓掌通过提案,再向政府递交兴建军事基地的请愿书的。由济州自己人出来配合执政当局出卖自家人,无疑是新殖民主义所谓的「内部殖民式治理」。就这样2016年海军基地正式落成,外来移入的军事总人口未来可望远胜过本地村民,这里势将被打造成如假包换的「海上军事堡垒」。(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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