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两难在武汉肺炎蔓延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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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ra Kuhnert与Felix Linder等人所作的实证研究,再次证实了我们先前所作的区分同论述。道德哲学为了研究道德决择的机制所常讨论的道德两难例证,大抵可以依「因果主体模式」(causal agency model)去加以区分为二类。第一类型的道德两难,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桑德尔的「失控货车的两难」,还有「产难的两难」(Pregnancy Dilemma),怀孕的母亲即将生下三胞胎,结果发生产难,救母亲,还是救孩子。第二类型的,主要是「船难的两难」(Boat Dilemma),基本上是约拿故事的变型,以及类似911事件的「遭劫持客机的两难」(Hijacked airplane Dilemma),劫持客机的恐怖主义者威胁要攻击城市闹区,除非空军机队开枪在海上射下飞机,否则的话,机上乘客和闹区市民都无法幸免于难。原则上,第二类型的伦理两难,相较于第一类型的比较容易解决。

正是由于道德两难是很棘手的,经历牺牲方才幸存过来的,通常会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对「人生如此美好」的肯定,如今像是镜中花水中月,都留在了未成年的另一边。

所幸,在现实生活中,有关于道德两难大多时候是有解方的,通常这涉及证明行为人另有其他抉择的可能。换言之,光有原则在手,知道如何将原则正确适用在具体情况中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相关的道德能力,比如说,对处境的想像和沟通调解的能力。这些是强调关系导向的道德心理发展所注重的。如前所述,在Lawrence Kohlberg看来,这种思维足以证明女孩道德心理发展较男孩迟缓。然而,Carol 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中却认为,那是不同,但却一样重要的道德能力。

她也是用「海因兹偷药」的问题去做田调的。发现的也是同样的事实,不同于男孩,同样年龄的女孩对解决道德两难有着不一样的取径。「艾美则说:『除了偷窃外,也许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例如他可以借钱……但他不该偷窃—他太太也不应该就这样死去』。」除了借钱,第三种可能的选项还可能包括,药剂师在知道更多有关汉斯太太的处境后,可能就不会那么坚持原来的强硬态度。「杰克看到的是生命和财产之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可以透过逻辑推演来化解,艾美则看到人际关系的断裂,而此断裂需要使用人际关系本身的针线来缝合」,据此,Giligan做出不同的总结,女性较易视道德问题为相冲突的责任,而非相竞争的权利,其出发点往往始于关系的促进同关怀,而非原则的优先次序与分配公正性。

继她之后,女性主义学者Nel Noddings等人进一步发展出关怀伦理(ethics of care)的进路,强调用设身处地的想像,同彼此交织的叙事,把涉利个人的身分认同及利益考量都放在关系脉络中去加以考虑。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在道德上,对人道及人权的普世价值,我们在实践上往往采取有等差的作法去落实,要先老吾老,幼吾幼,才能以及人之老或幼。

了解了强调等差关系的伦理范式后,让我们回头反省武汉肺炎的两难,除了派机或不派机接受意欲返台的滞中台商外,还有没有别的解决问题的可能?当然有!就是台湾应联合国际力量,要求联合国及诸如「无国界医师」、「世界卫生组织」等人道救援团体,以及其他医疗先进国家非政府组织派员进驻灾区现场。

可惜的是,海因兹偷药的虚构情境,而今衍然演变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家暴难题,犹如海因兹的太太患了绝症,城里的药剂师要送药给她服用,偏偏海因兹死也不肯。根据美国卫生部透露,早在1月6日就己知情且曾派员到中国协助防疫。疫情越发严重后,1月27日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Alex Azara向中国卫生部长陈竺直接开口,愿积极援助,28日更再度透过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建议,但一再遭中国政府拒绝。在美国召开国际记者会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允许让「国际专家」进入协助防疫,但在川普与习近平通过电话后,中国却再一次拒绝美国专业医疗团队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先遣部队。如果你是城里的一份子,你会怎么做?当然是宣称海因兹这样做根本视人命于无物,太太是独立的「人」,不是「人质」,更不是丈夫的「所有物」。

可惜的是,台湾现今为中国因素渗透极为彻底,岛内舆论忙于内斗,第一时间,拿陆配子女大做文章,远胜于批判一直打压台湾的强国政府所采取的锁国作法。这是最紧迫的事?最道德的做法?最有效益的运动策略?

持平而论,商人无祖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袭卷全球下,资本家选择关厂,资金与人才跟着利润出走,没有错。自由总是带来风险,而今,主张「国籍作为某种社会契约,有赚有赔,使用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亦应不为过。

更何况,现在还有人在趴趴走,处理宝瓶星、钻石公主号等,随时有可能出现紧急状况,「具国籍现仍在中国的台商很多,清明节即将大批返乡,如果现在开放边境,我们担心到时医疗量能会不足」,如果我们没有顾及到社区防疫、检验和医疗的量能,恐会造成破口,把医院塞爆。陈时中部长这番言论听来并不像是危言耸听,或出于恨意。

反对者或主张,撤侨应考量家庭完整性。通常,这意味着只是现代社会所谓的核心家庭成员。问题是,家庭是一大挂肉棕串,这个家的父亲/母亲,是另一个家的儿子/母亲。便何况,在同婚法制化的时代,性、婚姻和家庭的传统连结,不再被视为三位一体,非得靠血缘得以建立。个人自由抉择取代自然,成为权利与义务的连结钮带,撤侨的切割点如果不沿着国籍划开,究竟该从哪里下刀才最「家庭完整」?

《「疫区」日记:在撤侨选择前,我决定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作者,跨国联姻的晓宇最知道个中为难,「英国启动了撤侨的计划,安娜打电话,录入身分信息和联系方式。她说,我把你的信息写进去了,他们说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说,安娜,如果你们能走,我会留下来。我父母,姥姥,还在。年轻人最有可能扛过病毒,我要留下来,直到封锁结束。安娜说,我能理解。家里开始一场无休止的讨论。父亲说,能走一个是一个。你留下来,能干什么。我说,我要蹭长假期。母亲问,你留下来到底有什么目的。父亲答,他不想被人说是逃兵。我说,难得休息一阵,你们成人之美吧。」

在去与留之间,晓宇的抉择令人动容,诚如路得的,一样令人感佩。在这则圣经叙事中,委身不是建基在血缘,而是现今法律体制认为最不牢靠的婆媳关系上。拿娥米死了丈夫和儿子,在异地无倚无靠,打算放生两个摩押媳妇,自己一个人落叶归根。这不是残忍,是牺牲。摩押人,是以色列人的世仇,「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她孑身一人走,就只有一个人孤苦,不然,就是三个人都得受苦。「我的女儿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儿子作你们的丈夫吗?你们能守住自己不嫁人吗?」此处虽无关生死,却也是某种左右为难。

最后,俄珥巴哭着走了,但路得却留了下来。在那个年代,那个处境下,她没有办法「坚离地」,选择双重国籍,或悬疑不决的身分认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只有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惩罚我!」

或许,台湾在武汉肺炎蔓延中下面对空前的两难处境,确实如某些人所言,出现了某种「防疫国族主义」,重新划定了想像共同体的边界。但那究竟是不是出于仇恨,抑或是回归了某种健康的我群意识?!目前看来,其实,后者的可能性居多。台湾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毕竟不等同于美国、法国和日本,与中国之间,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即便在国际上屡遭中国敌视、打压,台湾政府至今没有说,就算能力所及,在接收完滞中有意返台的国人后,也不给陆配或陆生入境,或不肯参与国际救援行动,相反地,在政策上允诺,现居本地的陆配及其子女,在享受医疗处遇上并没有二致。

国家之于人民经常被类比为母亲,意味着国家有积极责任必须调配资源,提供照顾及保障等服务。如果这个比喻确实意味着什么,那么Patricia Hill Collins比较黑人同白人对于母职的建构,容或可以供作评比台湾现阶段防疫政策的背景值。由于生活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下,黑人文化中母职的建构,不同于白人,包含了一件事,教导孩子,即便生活在白人霸权下,「不要自愿地参与在自己的屈从上」,而发展我群认同是有助于儿童心理福祉的。

(photo credit: wiki/Naomi entreating Ruth and Orpah to return to the land of Mo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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