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bra Kuhnert与Felix Linder等人所作的实证研究，再次证实了我们先前所作的区分同论述。道德哲学为了研究道德决择的机制所常讨论的道德两难例证，大抵可以依「因果主体模式」（causal agency model）去加以区分为二类。第一类型的道德两难，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桑德尔的「失控货车的两难」，还有「产难的两难」（Pregnancy Dilemma），怀孕的母亲即将生下三胞胎，结果发生产难，救母亲，还是救孩子。第二类型的，主要是「船难的两难」（Boat Dilemma），基本上是约拿故事的变型，以及类似911事件的「遭劫持客机的两难」（Hijacked airplane Dilemma），劫持客机的恐怖主义者威胁要攻击城市闹区，除非空军机队开枪在海上射下飞机，否则的话，机上乘客和闹区市民都无法幸免于难。原则上，第二类型的伦理两难，相较于第一类型的比较容易解决。
正是由于道德两难是很棘手的，经历牺牲方才幸存过来的，通常会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对「人生如此美好」的肯定，如今像是镜中花水中月，都留在了未成年的另一边。
所幸，在现实生活中，有关于道德两难大多时候是有解方的，通常这涉及证明行为人另有其他抉择的可能。换言之，光有原则在手，知道如何将原则正确适用在具体情况中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相关的道德能力，比如说，对处境的想像和沟通调解的能力。这些是强调关系导向的道德心理发展所注重的。如前所述，在Lawrence Kohlberg看来，这种思维足以证明女孩道德心理发展较男孩迟缓。然而，Carol 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中却认为，那是不同，但却一样重要的道德能力。
她也是用「海因兹偷药」的问题去做田调的。发现的也是同样的事实，不同于男孩，同样年龄的女孩对解决道德两难有着不一样的取径。「艾美则说：『除了偷窃外，也许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例如他可以借钱……但他不该偷窃—他太太也不应该就这样死去』。」除了借钱，第三种可能的选项还可能包括，药剂师在知道更多有关汉斯太太的处境后，可能就不会那么坚持原来的强硬态度。「杰克看到的是生命和财产之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可以透过逻辑推演来化解，艾美则看到人际关系的断裂，而此断裂需要使用人际关系本身的针线来缝合」，据此，Giligan做出不同的总结，女性较易视道德问题为相冲突的责任，而非相竞争的权利，其出发点往往始于关系的促进同关怀，而非原则的优先次序与分配公正性。
继她之后，女性主义学者Nel Noddings等人进一步发展出关怀伦理（ethics of care）的进路，强调用设身处地的想像，同彼此交织的叙事，把涉利个人的身分认同及利益考量都放在关系脉络中去加以考虑。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在道德上，对人道及人权的普世价值，我们在实践上往往采取有等差的作法去落实，要先老吾老，幼吾幼，才能以及人之老或幼。
了解了强调等差关系的伦理范式后，让我们回头反省武汉肺炎的两难，除了派机或不派机接受意欲返台的滞中台商外，还有没有别的解决问题的可能？当然有！就是台湾应联合国际力量，要求联合国及诸如「无国界医师」、「世界卫生组织」等人道救援团体，以及其他医疗先进国家非政府组织派员进驻灾区现场。
可惜的是，海因兹偷药的虚构情境，而今衍然演变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家暴难题，犹如海因兹的太太患了绝症，城里的药剂师要送药给她服用，偏偏海因兹死也不肯。根据美国卫生部透露，早在1月6日就己知情且曾派员到中国协助防疫。疫情越发严重后，1月27日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Alex Azara向中国卫生部长陈竺直接开口，愿积极援助，28日更再度透过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建议，但一再遭中国政府拒绝。在美国召开国际记者会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允许让「国际专家」进入协助防疫，但在川普与习近平通过电话后，中国却再一次拒绝美国专业医疗团队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先遣部队。如果你是城里的一份子，你会怎么做？当然是宣称海因兹这样做根本视人命于无物，太太是独立的「人」，不是「人质」，更不是丈夫的「所有物」。
可惜的是，台湾现今为中国因素渗透极为彻底，岛内舆论忙于内斗，第一时间，拿陆配子女大做文章，远胜于批判一直打压台湾的强国政府所采取的锁国作法。这是最紧迫的事？最道德的做法？最有效益的运动策略？
持平而论，商人无祖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袭卷全球下，资本家选择关厂，资金与人才跟着利润出走，没有错。自由总是带来风险，而今，主张「国籍作为某种社会契约，有赚有赔，使用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亦应不为过。
更何况，现在还有人在趴趴走，处理宝瓶星、钻石公主号等，随时有可能出现紧急状况，「具国籍现仍在中国的台商很多，清明节即将大批返乡，如果现在开放边境，我们担心到时医疗量能会不足」，如果我们没有顾及到社区防疫、检验和医疗的量能，恐会造成破口，把医院塞爆。陈时中部长这番言论听来并不像是危言耸听，或出于恨意。
反对者或主张，撤侨应考量家庭完整性。通常，这意味着只是现代社会所谓的核心家庭成员。问题是，家庭是一大挂肉棕串，这个家的父亲／母亲，是另一个家的儿子／母亲。便何况，在同婚法制化的时代，性、婚姻和家庭的传统连结，不再被视为三位一体，非得靠血缘得以建立。个人自由抉择取代自然，成为权利与义务的连结钮带，撤侨的切割点如果不沿着国籍划开，究竟该从哪里下刀才最「家庭完整」？
《「疫区」日记：在撤侨选择前，我决定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作者，跨国联姻的晓宇最知道个中为难，「英国启动了撤侨的计划，安娜打电话，录入身分信息和联系方式。她说，我把你的信息写进去了，他们说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说，安娜，如果你们能走，我会留下来。我父母，姥姥，还在。年轻人最有可能扛过病毒，我要留下来，直到封锁结束。安娜说，我能理解。家里开始一场无休止的讨论。父亲说，能走一个是一个。你留下来，能干什么。我说，我要蹭长假期。母亲问，你留下来到底有什么目的。父亲答，他不想被人说是逃兵。我说，难得休息一阵，你们成人之美吧。」
在去与留之间，晓宇的抉择令人动容，诚如路得的，一样令人感佩。在这则圣经叙事中，委身不是建基在血缘，而是现今法律体制认为最不牢靠的婆媳关系上。拿娥米死了丈夫和儿子，在异地无倚无靠，打算放生两个摩押媳妇，自己一个人落叶归根。这不是残忍，是牺牲。摩押人，是以色列人的世仇，「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她孑身一人走，就只有一个人孤苦，不然，就是三个人都得受苦。「我的女儿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儿子作你们的丈夫吗？你们能守住自己不嫁人吗？」此处虽无关生死，却也是某种左右为难。
最后，俄珥巴哭着走了，但路得却留了下来。在那个年代，那个处境下，她没有办法「坚离地」，选择双重国籍，或悬疑不决的身分认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只有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惩罚我！」
或许，台湾在武汉肺炎蔓延中下面对空前的两难处境，确实如某些人所言，出现了某种「防疫国族主义」，重新划定了想像共同体的边界。但那究竟是不是出于仇恨，抑或是回归了某种健康的我群意识？！目前看来，其实，后者的可能性居多。台湾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毕竟不等同于美国、法国和日本，与中国之间，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即便在国际上屡遭中国敌视、打压，台湾政府至今没有说，就算能力所及，在接收完滞中有意返台的国人后，也不给陆配或陆生入境，或不肯参与国际救援行动，相反地，在政策上允诺，现居本地的陆配及其子女，在享受医疗处遇上并没有二致。
国家之于人民经常被类比为母亲，意味着国家有积极责任必须调配资源，提供照顾及保障等服务。如果这个比喻确实意味着什么，那么Patricia Hill Collins比较黑人同白人对于母职的建构，容或可以供作评比台湾现阶段防疫政策的背景值。由于生活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下，黑人文化中母职的建构，不同于白人，包含了一件事，教导孩子，即便生活在白人霸权下，「不要自愿地参与在自己的屈从上」，而发展我群认同是有助于儿童心理福祉的。
（photo credit: wiki／Naomi entreating Ruth and Orpah to return to the land of Mo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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