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社区是这个世界的希望

【编按】自去年2018年12月9日，中国当局对其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现已改名为「秋雨圣约归正长老教会」）的大逮捕以来，首先被拘留的教会牧师王怡，不仅被当局以针对政治异议人士和政治活动人士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至今也仍然下落不明。

事实上，秋雨之福教会所做的事工，如同世界上信仰自由地区的教会一样：传福音、布道、栽培门徒、拓植教会。王怡牧师一家过去亦时常来台，与台湾的许多教会、福音机构有所团契与交通。为了让台湾的教会更多地认识这位在基督里，勇敢面对各样逼迫的中国牧者，本论坛特别摘录了2011年由作家余杰对王怡牧师的访谈，分成三次刊出。

王怡简历

王怡，1973年出生于四川三台。原成都大学法学教师，宪政学者和基督徒作家。曾任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独立中文笔会（ICPC）理事、副秘书长。2005年信主后，带领家庭聚会。2008年12月辞去教职，蒙召全职服侍。2009年7月，在成都秋雨之福教会被选立为教导长老。

王怡曾入选《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的五十名公共知识分子」。也多次应邀在海内外各种教会、机构的研讨会、特会和讲座中担任讲员。信主前，出版过随笔集《载满鹅的火车》、《不服从的江湖》，法学论著《宪政主义：观念和制度的转捩》及自印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诗集《秋天的乌托邦》等。

信主后，在媒体开设看电影、谈信仰的专栏，出版文集《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和《我有平安如江河》。近年来，另有译著《自由的崛起：十五至十七世纪加尔文主义对西方五个政府的影响》，自印福音性文集《与神亲嘴》以及2010年秋雨之福教会每周牧函《灵魂总动员》等。

从高高的书架上摔下来的那一刻认识神

王怡：在我归正的过程中，有三句圣经的经文，好像步步为营的，引领着我。

2005年4月，在我家开始了一个聚会，几个月后蒋蓉受洗。我参加聚会两个月后，还是没有信心，也没有悔改。我既没有独自一人开口祷告过，也没有一个人唱过赞美诗。有一天，我站在高凳子上，去拿书架上接近屋顶一层的书，突然从上面摔下来了。当时我躺在地上，血流不止，莫名其妙的就开口祷告了。脑海里冒出一句读过的经文：「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马太福音》10章29至31节）。很久以前，我读自由派神学家的书，提到对加尔文的评价，说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偶然的，没有一件事是不在上帝主权掌管之中的。当时我就想，我一两百斤啊，相当于好几百只麻雀。如果一只麻雀掉下来，都有神的主权掌管，那我掉下来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信主的开始。就是对上帝的主权和奥秘的掌管，充满莫名的敬畏，第一次开口祷告，第一次独自唱赞美诗。

我的信主历程，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这个身分的不断的悔改。这个悔改达到最高峰时，是我读到诗篇5篇的一句经文：「你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那一次，我打开电脑，发现自己的文章已超过200万字。我当时就想，神啊，如果我这辈子卖了200万斤猪肉，我的罪或许没有这么大；但我写了200万字啊，要么是字字珠玑，要么是字字杀人啊。文字是要影响人的灵魂的。一个不知道真理的人大声说话，好像所说的就是真理，那我是该死200万次的人啊。这句经文让我停了很久，想了很久，悔改了很久。对我的自我期许产生了最后的、完全的破碎。我不过就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

余杰：这种反省是非常宝贵的。在中国文化中，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个人良心为最高判断标准，最缺乏的就是自我反省和自我质疑的维度。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知识分子群体遇到的最大障碍。他们常常说，基督教是好的，利国利民，但我个人不需要，我可以独自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但是，这个系统靠得住吗？人的良知靠得住吗？你以为自己在行善，焉知不是在作恶？

王怡：是的，自我是一个偶像，没有自我的破碎，就不可能信靠神。对知识分子身分的悔改是公共性的，指向的是「今生的骄傲」。还有私人性的，指向的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爱自己的妻子，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同学，高中开始恋爱，我们的爱情沿途都被周围的人称赞。我也忠于婚姻，没有在身体上背叛妻子。然而，我也一样在网站上看过色情图片，我也如耶稣所说，对妇人动过淫念。你是知识分子，你是学者，你是作家，这些人前的荣誉和身分，其实一点都帮不了你。道貌俨然，内心污秽，别人不知道，难道在神面前你自己也不肯承认吗？

另一种骄傲呢，就是在私人生活上的，道德主义的骄傲。以为自己比别人圣洁。但是，信主之后，我发现真正的改变，真正的对堕落的情欲的胜出，并不是靠道德的约束，而是在基督里，内心的情感渐渐被圣化。经过几年的侍奉，今天当我在教会看见一个年轻姊妹时，我开始体会到一种非天然的、却是真实的情感，就是她真是我的姐妹，真是我的女儿。其实，人们尽管都会受到性的诱惑，但通常来说，大多数人都会对自己血缘的姐妹和女儿保有一种美好的情感，而不会生出邪念。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对其他异性生出邪念呢？不就是因为其他的女性跟你没关系吗。换言之，恰恰不是爱，而是冷漠，才产生了性的试探。

所以，你只能在基督里，才能胜过情欲的试探。而在基督里的含义之一，就是在一间具体的地方教会，建立美好的、圣徒之间的「神圣家族」的情感。首先，你必须先在主的教会，看到你的姊妹们时，开始将她们当作在基督里的真正的母亲、姐妹或女儿；然后，当你看见世上的异性时，你的情感才可能慢慢被圣化和被祝福。换言之，上帝在教会生活中，扭转你里面的情感的样式，养成你的圣洁情感，让「福音」成为一切异性关系的磐石。眼目的情欲才得以胜过。这是我很深的一个体会，我越服侍主的教会，我个人的生命就越蒙受祝福。为什么我曾经走在街上，会对一个异性生出邪念？因为我不曾跪在上帝面前，为她祷告过。

余杰：谢谢你的坦诚。真正的信仰，必然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很多基督徒知识分子，最多走到这一步也就停止了，最多也就是教会中的「消极会友」。但你却很快走向全职侍奉之路，神是如何带领你迈出这一步的，你又是如何寻求神在你身上的呼召的？

王怡：那一次从梯子上摔下来的经历，带领我刚一信主，几乎就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我相信上帝绝对的主权，不但掌管我里面的一切，也掌管我外面的一切。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基督在十字架上，赎回了一个败坏的世界。这是真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宣传部门有所谓「五个一工程」，每年评一本好书、一部电影、一首好歌等。信主后，我就用这「五个一」来寻求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

所谓的「五个一」就是：一位上帝，一位妻子，一间教会，一座城市，一分呼召。信主后，我的寻求和挣扎主要在后面三个，「秋雨之福教会」，「成都」，和「传道人」。这三者最终确定了我一生的使命。之前，我觉得神对我的带领是继续做公共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教师、学者和作家的身分（或者地位），这些都是我驾轻就熟的事，老实说，也是功成名就的途径。以及，也是十分有安全感的选择。基本上不需要你放弃什么，只要沿着轨道继续走就好了。我原以为，神并不要我在教会全职服侍，我只是带职服侍，写作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写作的成就对一个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胜过其他一切的成就。但我这个如意算盘，后来却慢慢被破碎了。

2007年年底以来，我开始寻求全职传道的呼召。2008年5月2日，我们教会的退修会受到宗教局冲击。我们拿到书面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决定提起行政覆议和行政诉讼，尝试用合法、得体的方式向政府表明：我们的聚会不是非法聚会。5月11日是主日，那天教会宣布了20天的接力禁食祷告。但第二天汶川大地震就发生了。祷告的主题变成了大地震。

我想，没有末世感和末日感的基督徒，是最不健康的基督徒。感谢神，借着地震带给我极强的末世感。地震之前我以为神对我的呼召不清楚，地震之后我才发现，其实他的呼召一直都很清楚，是我自己一直有障碍。我对经济的压力，对未知的道路，对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教师身分的难以割舍，都阻拦了我的正确回应。但是，地震一来，你亲眼看见自己的房子在你面前摇动，你大叫一声，「不动产」是一个多么荒谬的词语。大地一摇，你30万的房子就只值3万了。你500元的西装就只值5元了。那一刻，对末世的焦虑更深的进入我的内心，让我承认我在这个地上真是寄居的，我一生要做的一切，都必须指向这一切结束的那一天。

我从楼上下来后，看见所有人都到了大街上，整个城市就是一座难民营，所有人都活在恐惧中。我心里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啊，我们要怎么交帐？你在四川的儿女，你在成都的教会，要怎么交帐啊？我就发短信给所有人。手机里也有几个宗教局干部的电话，我也发给他们，安慰他们。我不是要趁这个机会做「福音统战」工作，我知道那时候所有人都在恐惧之中，我必须安慰他们，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有这个职分。我必须安慰他们，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们是治理这地的。我们没有什么实际的权柄，但我们用神大能的话语来治理这地。也有宗教局干部给我回短信表示感谢。

接下来几个月，神的呼召在我心里越来越肯定和迫切。读经时，神又给了我第三句话，《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我省察自己，虽然已在军中当兵，却还是舍不得世界，要偷跑出去做点小生意。九月开学后，上了第一周课，我回家对妻子说，我已无法集中精力上课了，我不能再等，必须辞职。

以前我也想做一个基督徒学者、基督徒作家。这些都很宝贵，好的基督徒商人、基督徒医生，基督徒职员。但今天的教会，最缺乏的还是丢了渔船、甘心上路的传道人。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必将经历社会、政治和价值观的全面转型。我相信，我也盼望，从地方教会的讲坛所发出来的声音，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这是神给我的呼召。

余杰：在中国，教会和传道人都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有多少人会认为「牧师」或「传道人」是一个正当的、具有「合法性」的职业呢？

王怡：我作了传道人后，才了解这种边缘性。有一次我需要填一个简历，表格中有职业一栏。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岂不是「非法职业」吗，没有政府颁发的「传道证」啊。那时，我心中软弱，满有顾虑，就填了「作家」。后来我良心不安，就在主面前自省、悔改。环顾四周，有多少人在偷偷做基督的门徒，又有多少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也在悄悄做传道人，有多少教会的执事、长老，他们的身分隐藏得如同秘密会社中的大哥一样？我在一些主内的聚会或讲座中也遇到过，一些与会者明明是家庭教会的带领人，但他们都使用譬如经理、职员、教师的身分，全然不提教会的圣职。你说「天王盖地虎」，他不对「宝塔镇河妖」。我很伤心，但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在简简单单的一分简历上，第一，我亏欠了上帝的呼召；第二，我背叛了自己服侍的这一群圣徒。家庭教会很可悲，传道人就更可悲了。保罗说「不以福音为耻」，而我们脱离这羞耻，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余杰：在这个过程中有过动摇、害怕吗，毕竟家庭教会还在受逼迫？

王怡：回想2004年，我开始慕道，以法律人的身分参加了几个重大的家庭教会受逼迫案件的调查、写作和诉讼。换言之，上帝呼召我传道之前，先让我观看了一些受迫害的教会。免得我以后上了船，才说不知情。后来学校停了我一段时间课，也不能在媒体发表文章了。有人打匿名电话，骚扰我和妻子，去老家调查我的父母。用一些小动作恐吓我们，离间我们。这些外在的压力、国保的骚扰、经济上的困难，曾让我处于恐惧之中。不是害怕坐牢，而是不知道未来。我那时也有一种自由主义者的「殉道」情结，也做好了被抓、坐牢的心理准备。但我对世俗的自由主义作为生命根基的怀疑，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后来我回答一个朋友，说关于「殉道」，基督徒和人文主义者的区别是什么。基督徒看重的是后面这个「道」，所以他甘心去「殉」。但人文主义者看重的是前面这个「殉」，因为殉的本身，赋予了自己价值。前者是信仰，是「道」赋予了「殉」以价值。后者是道德主义，是「殉」赋予了「道」以价值。所以我处在信仰的困惑中，就不断问自己：你究竟为著什么样的「道」而「殉」呢？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但你是不是真知道你所殉之「道」呢？回想那时的勇敢，其实是以行为称义的悲壮感。你害怕是不自由，你说老子不怕，也是不自由。只有「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

如果是「道」决定了「殉」，而不是「殉」决定了「道」。那么我虽不知自己将来是否软弱，又会在何时、何处软弱，但现在我凭著信心说，我放心的知道一切都在上帝掌管之中。信主以来，我一直都有一个很清晰、强烈和持久的异象，就是今生必有一场牢狱之灾。既然我信主的开始，是从书架顶层掉下来。那么如果主的意思，是要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和经历，来完成这个从摔倒到赞美的动作，我也甘心愿意。我知道里面的老我始终软弱、卑微，所以我不求主使我一生不遇见软弱，跌倒和恐惧，我只求主使我今后经历这些时，一生不离开圣徒的团契。

（photo credit: 秋雨圣约教会FB粉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