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社区是这个世界的希望

【编按】自去年2018年12月9日，中国当局对其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现已改名为「秋雨圣约归正长老教会」）的大逮捕以来，首先被拘留的教会牧师王怡，不仅被当局以针对政治异议人士和政治活动人士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至今也仍然下落不明。

事实上，秋雨之福教会所做的事工，如同世界上信仰自由地区的教会一样：传福音、布道、栽培门徒、拓植教会。王怡牧师一家过去亦时常来台，与台湾的许多教会、福音机构有所团契与交通。为了让台湾的教会更多地认识这位在基督里，勇敢面对各样逼迫的中国牧者，本论坛特别摘录了2011年由作家余杰对王怡牧师的访谈，此为中篇。

教会是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生命共同体」

余杰：信主以后，你对原有的自由主义立场有何反省与调整？

王怡：就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来看，以前我信奉自由主义时，虽然接触过社群主义的观念，但体会和认识都很少，最看重的还是自由个体的优先价值。后来我认识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政治哲学，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随后，我转向共和主义和保守主义，在对传统的珍视中，逐渐看重共同体的价值之于个体自由的意义。宪约可以厘定个体交往的界限，却无法创造社群生活的样式。换言之，宪政主义是一个抑制公共之恶的灭火器，但不是一个眷顾生命之善的创世记。到这时，我的专业寻求，就已经走到了被福音征服的边缘。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公共」二字已经表明了团体的存在。但这个团体仍然是虚假的，似乎借着自己的写作，你一下子便和十三亿人套了近乎。实际上，这不是真实的、位格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真实的群体生活。当我们在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座标中对自我定位时，这跟我们批评的共产党的宏大叙事，跟那种不经被代表者确认的、不具有合法性的集体、人民、国家的公共偶像，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而我在教会里事奉的时候，身分的转换才真正发生了：我从十三亿人中的一名虚拟的公共知识分子，变成了二、三十人中的一个真实的公共人物。我的生命到这一步，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余杰：原来，你在某个相对比较大的圈子当中，还算是「头面人物」，你说的话有人听，还有很多人赞美你；但当你退入一个很小的群体的时候，却发现要建立真实的私人生活的关系，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

王怡：是啊，我原本是一个独来独往的知识分子，很轻易就与庞大的群体，与国家、民族这些概念建立某种虚幻的超级连结，又透过写作与成千上万的读者建立起抽象的群体关系。但在地方教会的服侍中，这些立场都被一一破碎。一些知识分子信主后，难以承受这一步。在长期受到虚假的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欺骗和压榨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力量重新进入一个真实的群体。于是我们的全部热情，都用在了畏惧、警惕和防止群体对个体的抹煞上。因为我们错误的预设了「个体的完整和自足」。但上帝指著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这一句话，就击碎了知识分子的自我。

余杰：这是许多基督徒知识分子信仰上的最大问题，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很多知识分子说，我信主可以，但我不参加教会，为什么非要参加教会呢？一个人不也可以接近上帝吗？

王怡：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有一个著名的定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以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全盘反对这个定义，信主后开始有新的思考。其实这个定义受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极大影响，其他文化中不会出现类似的定义，不会把人看作关系中的产物。从圣经看，人的本质确实存在于关系中。在旧约里，以色列对人的观念，有三点是非常独特的，第一是全人的观念，人包括了身体和灵魂，两者都是真实并指向永远的。第二是社群的观念。亚当在于上帝的约中代表了所有亚当的后代，如一位神学家说，世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全人类都悬挂在他们的腰间。在上帝的创造和救赎中，个体从来不具有本体性的、和单独的价值。第三，选民的观念。上帝和他的选民的关系，是通过立约来反映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在盟约中与上帝的关系，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定义。所以马克思的这个定义，来自两个人类思想资源，一是犹太－基督教文明，另一个是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后者取代了上帝和人的盟约关系，将圣约关系缩减为「社会关系」，又在社会关系中，继续缩减为「经济关系」。

我们否定的，是马克思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冷酷的唯物主义。但从圣经来看，人的的确确是「关系的总和」。包括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他人（邻舍）的关系、及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摩西十诫也将一切道德律都指向这两个层面的关系：爱神与爱人。

上帝以他的儿子基督的宝血，替代选民担当罪的刑罚，救赎一切信靠他的人。由此恢复和重建了上帝与人类在盟约中的关系。而圣灵建立了教会，就是基督在地上的、可见的身体。就是要让上帝的儿女活在圣徒相通、彼此相爱的社群关系中，并向着万民传扬福音，从而恢复和重建人与他人的关系。因此，离开了地方教会的圣徒共同体，离开一个山上之城的基督徒社区，也就离开了人与人在救恩中的、整全的关系。如果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母亲；那么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也难以宣称基督是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因为你不是上帝的独生子，你只能是其他基督徒的弟兄姊妹。

以前，我对关系采取躲避和排斥的态度，自己也缺乏在群体中生活服侍的经验。开始牧会了，才真实地建立起群体生活的样式。传道人的家庭生活与教会生活是相通的，而不是割裂的。长老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家，又如何能照顾好神的家呢？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人、朋友、肢体中，如果缺乏在真实的团体生活中的委身，就不可能服事教会，推而广之，也不能很好的担任公共职务和社会治理。

余杰：我们常用「生命共同体」这个概念来形容教会。当我委身教会之后，深感教会确实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从所未有过的「生命共同体」。即便在观点和立场一致知识分子中，也根本没有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校友、同学、师兄弟、师生，这些关系都很淡薄，因为知识、文化不是爱。

王怡：我称地方教会是一个基督徒社区。传道人的文化程度、神学背景，个人恩赐等，都不是决定性因素。最宝贵的是对福音的委身程度。这种在基督里的关系，就是「肢体」的关系，这是保罗用的一个很美的比喻。今天教会在中国的使命，不仅是要传扬一个「全备的福音」，不仅是要指向「个体的得救」，不只是要告诉人「上帝对你有一个奇妙的计画」。离开了上帝对整个教会的奇妙计画，哪来对你的奇妙计画？地方教会必须活出一个看得见的基督徒社区，活出一个福音的生命共同体，在关系中持续的、有说服力的传扬福音。教会有能力也有责任，向着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出这个国家从未有过的一种群体生活的样式。

余杰：这一点我的感受很深。中国人处于互相孤立的「原子」状态，缺乏群体生活的经验，也无法依赖群体组织的生态，来制衡公共权力的扩张。

王怡：我们只有自由的梦想，没有自由的经验。在当代中国，家庭教会是几乎惟一的、在国家体制之外拥有丰富生命经验的社会共同体。学者李凡说，家庭教会事实上是中国最大的NGO。我想更重要的是，教会向中国社会传讲的，并不只是一套关于得救的教义，而是一群得救的人的群体生活样式。而这是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中最匮乏的东西。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在接触教会之前，都没有过令人难忘、令人满足的团体生活的经验。而在教会中，每个人都拥有在有血有肉的亲密关系中改变自己的经验。「有血」，是指基督的宝血。「有肉」，是指罪人的挣扎。所以这样的经验尽管艰难，却始终有盼望。

余杰：中国目前仍是一个血缘社会，或者是一个稍稍扩大的熟人社会；但教会则提供一种超越性的，基于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的，有生命联接的新的人际关系。

王怡：基督徒互称「弟兄姊妹」，我对这称呼的体会，是在服侍教会的过程中，才越发的深切。在旧约中，弟兄指的是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跟中国古代相似。但在新约中，这个称呼指向了所有跟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是血缘上的同根，而是圣灵的同在。在中国古代，有异姓结义兄弟的传统，这是一种拟制的血缘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同一个天父，同一位大哥，哪来超越血缘的兄弟情谊？所以，中国文化的悲剧，就是异姓兄弟的彼此背叛。三国，水浒，直到国共，无不如此。

余杰：我记得你在为电影《投名状》写的影评中，便表达了这个意思。

王怡：是的。人的结义是靠不住的。因为「义」并不在鸡血和牛头中。但在教会中，我真实体会到「异姓兄弟」的关系。没有对教会长期的委身，你尽管受洗信主，也体会不到这一点，所以有个神学家说，「单独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疏离和迁徙的生活，改变了中国古代一个家族几代聚居、「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方式。今天，即便是近亲戚，往往也只在春节，才有一次团聚的机会。而这种团聚也往往缺乏实质性内容，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打麻将，谈不了什么关乎生命的话题，无法在心灵层面有交流，更不要说敞开自身的忧伤、软弱和羞耻了。但这样的生命交流，却每天都在地方教会中发生。

福音降临在中国的意思，就是福音降临在亲密的、共同体的生命关系中，降临在团契和小组中。在几个家庭之间，在互相陪伴和同行的人中，见证、目睹和分享生命被福音改变，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世界的一切改变都取决于此。整个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一间一间地方教会、一个一个基督徒社区的形成。上帝的祝福和审判，都要从这里显明。如果要在这里列出经文，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也许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也可以有美好的个人见证，也可以向世人传讲福音。但一个基督徒若不委身教会，他就不可能向世人展现天国，展现上帝三位一体的团契。我在牧会的过程中，与弟兄姊妹、与同工之间的忍耐与磨合，是一个也痛苦也幸福的过程。

余杰：你以前是大学老师，老师的责任是「传道，授业，解惑」。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的工作，看上去和牧者的工作很相似。实际上，两者差异却甚大。对此，你是如何理解的，又是如何完成这种身分转换的？

王怡：第一个是对写作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我以前以为写文章是了不起的事。听到说有人看了我的文章，对真理有了渴慕，甚至信主了，甚至有读者来到我们教会来聚会，我就在例行公事的把荣耀归给主后，难免也产生骄傲的情绪。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写文章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在影响一个人生命改变的所有因素中，文章只是上帝借着撒种、甚至只是借着翻松泥土的工具，或许占百分之五。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才是最难的部分，就是真实的位格相交。而这一切都是神自己的工作，撒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也不算什么，「唯有耶和华使他生长」。但我自己会倾向于夸大写作的作用，甚至读者通常来讲，也会夸大。他的悔改信主，其实有更多恩典，但他也可能认为，我是看了你某篇文章后信主的。

全职牧会后，我通过讲道、牧养、团契、教导，和个人关系上的探访、安慰、陪伴、辅导，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远比写文章多了。但我发现，效果却远比写文章差。写文章只要五个小时，辅导要五十个小时，而对方的生命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可能还软弱退后了。我有时感到失望和沮丧。这是传道人的很普遍的经历。上帝借着这个经历，让我清楚地看到，牧会靠个人才华，不只是讲和写，这些本身并不能使人的生命改变。后来我开始反思，到底作家、教师跟牧者有什么区别？作家和教师只是告诉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但牧者呢，他不能只告诉对方A点在哪里，B点在哪里，还要帮助他、陪着他，从A到B去，而且还不能报帐，要自己买票。告诉别人什么是真理，并不是最难的，一起走段路，才是最难的。如果你没有亲身走过，你不就露马脚了吗。你没有经历过十字架，你如何传讲十字架呢。牧师的意思，就是「多背一公斤」，「多走一里路」。我讲宪政主义，那多容易啊，反正黑灯瞎火的，谁也没有走过。

余杰：信仰与社会不是割裂的，而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信仰不是「私人化」的信仰，而是一种「大公」的信仰。

王怡：在今天的中国，建造地方教会的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需要一间又一间公开化的、社区化的教会，在各城、各乡建立起来。而且，地方教会的建造，对中国社会也是一个祝福。中国社会的宪政转型，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群体关系的重建。而惟有主的教会，能够提供一个真正有活力、有生命力的群体生活的样式。

这就是地方教会的建造，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不是教会的目的，是教会的副产品。但这个副产品，最终会为一场更大、更深入的福音运动预备人心。地方教会就是一个基督徒社区，是唯一真实的人类共同体。五旬节圣灵降临时，圣经是这样描述信徒们的生活样式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著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至四十七节）。这个群体在耶路撒冷，是突然出现的一个新的社群。他们超越了这座城市以前的全部生活经验，建造了一个公开化、社区化的堂会。其他人不是惊讶于一个人的改变，而是惊讶于一群人活出来的这种样式。于是，许多人就开始相信他们所传讲的基督。初代教父屈梭多模解释这段经文，有一句很美的话，称这样的地方教会是「天使的联邦」。

（photo credit: 秋雨圣约教会FB粉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