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希望，可以跟时间赛跑，顺利将所有需要或想要返台的国人全数撤回。但现在连首都北京都沦陷，遭封锁和隔离的地区总人口数高达5000余万人，几几乎是整个南韩总人口数。光从武汉周边近期焚烧尸体释放出的二氧化硫，可推断有近1万5000人死亡。有最新消息指，针对病毒不只可以借口沫、接触传染，甚至可以透过空气传播。在公卫体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铁齿硬要在10日开工。可以合理推断，未来的情况只会更糟糕。
在最坏的情况下，撤侨的问题，迟早会演变成最棘手的道德二难（moral dilemma）。或者，我们得无限制收纳染病的台商返国，不惜国人全数陪葬！或者，我们得制定相关政策底限，或制定撤侨的优先顺序，本国人、弱势优先，或限制业己证实收纳染病的台商包医疗专机返台的数量，免得瘫痪本地医疗救治的能量。
严格来说，撤侨医疗风险评估的「取舍」，只在制定医疗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及救援的底线。到底道德二难困境的相关伦理考量可不可以证成「以照顾本地医疗为优先！」或「不可以无限制收纳病人！」？
道德两难的困境，简单说，就是在现实处境下，出现二种相冲突的道德义务，而行为人无法两全。根据Rushworth Kidder在《道德勇气》（Moral Courage）所说，个人或社会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大抵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 真理和忠诚的两难，个人（或我们）与群体（或他们）的两难，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的两难，正义与仁慈的两难。基本上，所有伦理争议都涉及至少一种两难。可以说，道德两难，是人类生活世界的构成条件之一。
伦理学家Lawrence Kohlberg甚至用如何解决道德两难作为课题，去判断一个人道德人格发展是否臻于成熟。「海因兹偷药」是他所提出的著名的道德两难。海因兹的妻子生命垂危，只有一种药可以救她。偏偏城里只有一个药剂师可以配制，还索价不菲。海因兹只好请求药剂师便宜卖他，因为他的妻子命在旦夕。这项请求遭到药剂师断然拒绝。摆在海因兹面前的，只有二条路，偷药，侵害药剂师的财产权，不偷药，放任自己的妻子死去。要成功解决道德两难，受试者通常必须决定「不可偷窃」与「人命关天」二者孰为轻重，根据更为基本而重要的优位原则，而非次级原则，来采取道德行动。在海因兹偷药的例子中，我们很容易做出抉择，当然，人命比金钱更重要！
但道德两难并不总是这样好解决的。万一我们得在人命与人命之间作出抉断，该怎么办？人命也有轻重之别吗？旧约圣经就有这样一则故事。先知约拿上了往他施去的船，结果出现大风浪，几至要沉船。连经验老道的水手吓到为了保命，不惜抛弃货物，呼天抢地起来。然后，神判上场。船上的众人相信，这一定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一定有人获罪于天，方才致此。所以，众人掣起签来，要看看这场灾祸究竟是肇因于谁。最后，掣出个约拿来。
道德两难来了。或是，把约拿抛入海中，以平息上帝的忿怒，或是，整船人，连带上约拿，一起命丧怒涛中。不论如何选择，都得有人丧命，这是注定的终局。船上的众人于是惊恐莫名，不知如何是好，心想着拼命与天一搏，「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逼到走投无路，除了牺牲再无他法时，他们作了这样的祷告，「耶和华阿，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与我们」。约拿被抛下船，风浪就平息了。
除了人数多少有别，基本上，约拿的故事同知名的「卡涅阿德斯船板」（plank of Carneades）如出一辙，在船难中，乙不得不把甲推下浮木，好让自己获救。
不同的文化却有相同似的故事，这显示什么？首先，道德两难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之一，这是亘古难解的伦理议题。其次，面对不可避免的人道灾难，绝大多数人的道德直觉是接受自保有理，同意「杀一救五」效益原则的。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甚至会愿意豁免面临道德两难不得不有所牺牲的罪咎，像是法律规定，不论是「阻却违法事由」或「阻却罪责事由」，出于「紧急避难」（necessity）的行为，是可以不罚的，或是伦理学所谓的「双重效果论」（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也就说是，即便道德行动不可避免会带来某些坏的副作用，不论伤害本身是否是可以预见的，亦是可容许的。
不可否认，仍旧存在某些两难，既便再怎么同情抉择者的处境，我们仍旧不同意当事人豁免其刑责，或者，至少免除其良心的谴责，比如说，耶弗他许愿献女。士师记记载，以色列人被亚扪人欺压，大军压境，上帝遂兴起骁勇善战的耶弗他作士师。圣经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出去与亚扪人打仗之前，向耶和华许愿，「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甚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结果耶弗他大捷定江山，光荣返乡的时候，不是别人，而是他的独生女，拿着手鼓跳舞唱歌出来迎接他。痛苦不堪的耶弗他面临了两难的抉择，要么他违背向上帝的许诺，要么得将自己的女儿献为燔祭。
耶弗他的故事很类似《正义: 一场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作者Michael Sandel所举的「失控电车的两难」（Runaway Trolley Dilemma）的例子。假定你所驾驶的电车，现正高速行驶在轨道上，突然间，刹车失灵，前方却出现五个不知情的工人在维修铁道。你惟一可以减少伤亡的作法，是在下一个分岔点，转向驶入另一条轨道。然而，这不是没有代价的，你远远看到，在轨道的尽头，其实有另一名无辜的工人X正在工作。
你该怎么做？怎么做才是道德上对的？「杀一救五」，在这种道德两难中，按Sandel的说法，并不是可接受的选项。在这类道德两难处境中，工人X和耶弗他的女儿都是无辜的「局外人」，只不过是在不对的时间出现在了不对的地点。他们全是因为决策者的行动，而无端端卷入了这个两难的困局中，成为牺牲品。
再怎么同意效益原则的重要性，不容踰越的基本道德原则之一，是尊重他人自决，没有人可以代别人决定生死。因此，在这类的困局中，唯一可以为决策者解套的要件是，工人X，或耶弗他的女儿，同意自我牺牲。否则，就算是「一人为千千万万的众人死」，都不能免除杀害无辜者的罪愆。
在圣经中，耶弗他的女儿为了父亲，牺牲了。其实，真正该死的，是她的父亲。乱许诺的是他，理该由他来承担错误许诺的后果。不过，通常在讲「牺牲是必要的」这种话的人，经常是位高权重者，而不是前线，心里想的「代价」亦往往不是他自己本人。这是牺牲的不正义！可惜历代的圣经学者，就像现在不少人一样，罕见得这样追根究底地分析、诠释。大多时候，我们倾向于检讨提出质疑的、反抗自我牺牲的个人，而不去追问「谁」为「谁」在「什么情况」下牺牲或被牺牲，又「为何非得如此不可」的课题。
让我们先撇开牺牲是否正义的问题，先聚焦在道德两难的课题上。值得注意的是，耶弗他的女儿与约拿，其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道德两难，其中有着结构性的差异。首先，约拿是局内人，他早就置身在那场人道灾难中。其次，在船上的众人是出于自保，无奈作出的决定。在道德两难的任一选项中，不论是否将他抛下海，或是整艘船沉没，他的结局都是死，虽然约拿是否出于自愿也是不得不考虑的。
那么，在制定撤侨政策上，台湾社会是面对哪种两难课题？其实更接近耶弗他的女儿那类。因而，要求「以照顾本地医疗为优先！」「不可以无限制收纳病人！」这二个主张，分别符合了有关道德两难的「自保的正当性」，以及「原本未身陷在这次人道危机中的他人是否自愿牺牲」的原则。
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公布的资料，「目前台湾居家检疫量能一天是5000人，检疫14天等于每天7万人起跳，这还未包括未来增加的人数。检验量能由最初一天380人、520人，到现在是1010人」；医疗量能负压隔离病房是1100床，据二月六日最新统计，目前仅剩余479张空床。坦白说，在没有充足的医疗资源与装备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的诉求委实不应被批评为「自私自利」，「没有爱心」，「不打算冒险，就别来担任医护人员」！（待续）
（Photo credit: Lettuce. / CC BY-N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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