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两难在武汉肺炎蔓延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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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希望,可以跟时间赛跑,顺利将所有需要或想要返台的国人全数撤回。但现在连首都北京都沦陷,遭封锁和隔离的地区总人口数高达5000余万人,几几乎是整个南韩总人口数。光从武汉周边近期焚烧尸体释放出的二氧化硫,可推断有近1万5000人死亡。有最新消息指,针对病毒不只可以借口沫、接触传染,甚至可以透过空气传播。在公卫体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铁齿硬要在10日开工。可以合理推断,未来的情况只会更糟糕。

在最坏的情况下,撤侨的问题,迟早会演变成最棘手的道德二难(moral dilemma)。或者,我们得无限制收纳染病的台商返国,不惜国人全数陪葬!或者,我们得制定相关政策底限,或制定撤侨的优先顺序,本国人、弱势优先,或限制业己证实收纳染病的台商包医疗专机返台的数量,免得瘫痪本地医疗救治的能量。

严格来说,撤侨医疗风险评估的「取舍」,只在制定医疗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及救援的底线。到底道德二难困境的相关伦理考量可不可以证成「以照顾本地医疗为优先!」或「不可以无限制收纳病人!」?

道德两难的困境,简单说,就是在现实处境下,出现二种相冲突的道德义务,而行为人无法两全。根据Rushworth Kidder在《道德勇气》(Moral Courage)所说,个人或社会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大抵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 真理和忠诚的两难,个人(或我们)与群体(或他们)的两难,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的两难,正义与仁慈的两难。基本上,所有伦理争议都涉及至少一种两难。可以说,道德两难,是人类生活世界的构成条件之一。

伦理学家Lawrence Kohlberg甚至用如何解决道德两难作为课题,去判断一个人道德人格发展是否臻于成熟。「海因兹偷药」是他所提出的著名的道德两难。海因兹的妻子生命垂危,只有一种药可以救她。偏偏城里只有一个药剂师可以配制,还索价不菲。海因兹只好请求药剂师便宜卖他,因为他的妻子命在旦夕。这项请求遭到药剂师断然拒绝。摆在海因兹面前的,只有二条路,偷药,侵害药剂师的财产权,不偷药,放任自己的妻子死去。要成功解决道德两难,受试者通常必须决定「不可偷窃」与「人命关天」二者孰为轻重,根据更为基本而重要的优位原则,而非次级原则,来采取道德行动。在海因兹偷药的例子中,我们很容易做出抉择,当然,人命比金钱更重要!

但道德两难并不总是这样好解决的。万一我们得在人命与人命之间作出抉断,该怎么办?人命也有轻重之别吗?旧约圣经就有这样一则故事。先知约拿上了往他施去的船,结果出现大风浪,几至要沉船。连经验老道的水手吓到为了保命,不惜抛弃货物,呼天抢地起来。然后,神判上场。船上的众人相信,这一定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一定有人获罪于天,方才致此。所以,众人掣起签来,要看看这场灾祸究竟是肇因于谁。最后,掣出个约拿来。

道德两难来了。或是,把约拿抛入海中,以平息上帝的忿怒,或是,整船人,连带上约拿,一起命丧怒涛中。不论如何选择,都得有人丧命,这是注定的终局。船上的众人于是惊恐莫名,不知如何是好,心想着拼命与天一搏,「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逼到走投无路,除了牺牲再无他法时,他们作了这样的祷告,「耶和华阿,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与我们」。约拿被抛下船,风浪就平息了。

除了人数多少有别,基本上,约拿的故事同知名的「卡涅阿德斯船板」(plank of Carneades)如出一辙,在船难中,乙不得不把甲推下浮木,好让自己获救。

不同的文化却有相同似的故事,这显示什么?首先,道德两难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之一,这是亘古难解的伦理议题。其次,面对不可避免的人道灾难,绝大多数人的道德直觉是接受自保有理,同意「杀一救五」效益原则的。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甚至会愿意豁免面临道德两难不得不有所牺牲的罪咎,像是法律规定,不论是「阻却违法事由」或「阻却罪责事由」,出于「紧急避难」(necessity)的行为,是可以不罚的,或是伦理学所谓的「双重效果论」(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也就说是,即便道德行动不可避免会带来某些坏的副作用,不论伤害本身是否是可以预见的,亦是可容许的。

不可否认,仍旧存在某些两难,既便再怎么同情抉择者的处境,我们仍旧不同意当事人豁免其刑责,或者,至少免除其良心的谴责,比如说,耶弗他许愿献女。士师记记载,以色列人被亚扪人欺压,大军压境,上帝遂兴起骁勇善战的耶弗他作士师。圣经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出去与亚扪人打仗之前,向耶和华许愿,「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甚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结果耶弗他大捷定江山,光荣返乡的时候,不是别人,而是他的独生女,拿着手鼓跳舞唱歌出来迎接他。痛苦不堪的耶弗他面临了两难的抉择,要么他违背向上帝的许诺,要么得将自己的女儿献为燔祭。

耶弗他的故事很类似《正义: 一场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作者Michael Sandel所举的「失控电车的两难」(Runaway Trolley Dilemma)的例子。假定你所驾驶的电车,现正高速行驶在轨道上,突然间,刹车失灵,前方却出现五个不知情的工人在维修铁道。你惟一可以减少伤亡的作法,是在下一个分岔点,转向驶入另一条轨道。然而,这不是没有代价的,你远远看到,在轨道的尽头,其实有另一名无辜的工人X正在工作。

你该怎么做?怎么做才是道德上对的?「杀一救五」,在这种道德两难中,按Sandel的说法,并不是可接受的选项。在这类道德两难处境中,工人X和耶弗他的女儿都是无辜的「局外人」,只不过是在不对的时间出现在了不对的地点。他们全是因为决策者的行动,而无端端卷入了这个两难的困局中,成为牺牲品。

再怎么同意效益原则的重要性,不容踰越的基本道德原则之一,是尊重他人自决,没有人可以代别人决定生死。因此,在这类的困局中,唯一可以为决策者解套的要件是,工人X,或耶弗他的女儿,同意自我牺牲。否则,就算是「一人为千千万万的众人死」,都不能免除杀害无辜者的罪愆。

在圣经中,耶弗他的女儿为了父亲,牺牲了。其实,真正该死的,是她的父亲。乱许诺的是他,理该由他来承担错误许诺的后果。不过,通常在讲「牺牲是必要的」这种话的人,经常是位高权重者,而不是前线,心里想的「代价」亦往往不是他自己本人。这是牺牲的不正义!可惜历代的圣经学者,就像现在不少人一样,罕见得这样追根究底地分析、诠释。大多时候,我们倾向于检讨提出质疑的、反抗自我牺牲的个人,而不去追问「谁」为「谁」在「什么情况」下牺牲或被牺牲,又「为何非得如此不可」的课题。

让我们先撇开牺牲是否正义的问题,先聚焦在道德两难的课题上。值得注意的是,耶弗他的女儿与约拿,其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道德两难,其中有着结构性的差异。首先,约拿是局内人,他早就置身在那场人道灾难中。其次,在船上的众人是出于自保,无奈作出的决定。在道德两难的任一选项中,不论是否将他抛下海,或是整艘船沉没,他的结局都是死,虽然约拿是否出于自愿也是不得不考虑的。

那么,在制定撤侨政策上,台湾社会是面对哪种两难课题?其实更接近耶弗他的女儿那类。因而,要求「以照顾本地医疗为优先!」「不可以无限制收纳病人!」这二个主张,分别符合了有关道德两难的「自保的正当性」,以及「原本未身陷在这次人道危机中的他人是否自愿牺牲」的原则。

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公布的资料,「目前台湾居家检疫量能一天是5000人,检疫14天等于每天7万人起跳,这还未包括未来增加的人数。检验量能由最初一天380人、520人,到现在是1010人」;医疗量能负压隔离病房是1100床,据二月六日最新统计,目前仅剩余479张空床。坦白说,在没有充足的医疗资源与装备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的诉求委实不应被批评为「自私自利」,「没有爱心」,「不打算冒险,就别来担任医护人员」!(待续)

Photo credit: Lettuce. CC BY-N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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