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律王的经济武器

近日台东县长饶庆铃以预录影片参与「海峡论坛」推销凤梨释迦，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发言称「凤梨释迦台湾人几乎不吃，是完全仰中共鼻息的农产品」，引发强烈反弹。台东县府随即以「国人年食万吨」数据驳斥，蓝绿阵营更为此展开激烈论战，连绿营立委也公开吐槽此言论伤农。这起事件将凤梨释迦拉入「统战工具」与「农民生计」的政治口水战中。

台湾的凤梨释迦过去因外销门槛低、利润高，高达九成以上产量高度仰赖中国市场，形成单一依存的畸形结构。2021年起，中国以「检疫验出有害生物」为由无预警实施禁运，导致台湾外销链瞬间断裂、国内价格腰斩。这场危机暴露了农业过度依赖特定市场的风险，也引发产销调节不力、被对岸「经济政治化（养套杀）」的激烈政治争议。

圣经中的农民养套杀

使徒行传12章20节中记载，「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这仅仅只有一节的经文，其实隐含了一段经典的「地缘政治经济学」。

推罗（Tyre，今称泰尔）和西顿（Sidon，今称赛达）是当时腓尼基的古老沿海港口城市（现位于黎巴嫩）。在地理与经济定位上，它们与现代高度发展的贸易港口或科技外销型经济体非常相似，具有强大的商业行为与财富，包括擅长航海、贸易、手工业等，居民收入高，都市化程度也高。然而这两地同时因为腹地狭小，缺乏耕地，又因为人口膨胀，导致粮食自给率很低。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维持原有的高利润工商业，推罗和西顿选择「将粮食供应链外包」给附近最大的粮仓，也就是希律王所管辖的加利利和犹太地区。这造成一种依存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推罗与西顿是经济上的强势都市，有大笔钱财可以向加利利与犹太地购买粮食，实际上在生存命脉上，却是被希律王死死的掐著。

经文记载「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我们无从得知恼怒的具体原因，但不外乎商业利益冲突、边境军事摩擦或政治意见不合等等。面对两个富裕的港口城市，希律王掌握战略主动权，不需要花费一兵一卒，只需要「粮食禁运」，一旦没饭吃了，再多钱财也无用。经文继续说道「……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也就是卑躬屈膝地走后门，希望希律王网开一面。

这正正表明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你的核心生存资源（农业/粮食/市场通路）完全仰赖另一个政治实体时，你在政治上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与对等。对方随时都可以用「断供」或「禁运」等手段逼你屈服。

分散风险以应对中国市场

对照「凤梨释迦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现状，虽然买方与卖方的攻防角色对调，但两者的权力逻辑如出一辙。推罗、西顿是「买方」，不买就会饿死，所以被「卖方」希律王用粮食禁运套牢；而台湾的凤梨释迦是「卖方」，产品高度单一且高达九成依赖特定市场，不卖就会产业崩溃，所以被「买方」中国用市场通路套牢，两者都是利用经济结构上的不对称，将经济工具「武器化」造成「单一依存导致的政治脆弱性」。最终就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希律王/中国，得以用农业需求来遂行政治目的。

诚然，凤梨释迦本身是无辜的，农民顶多是想得不够多，哪里有钱赚往哪里跑，甚至中国市场本身都不是一个大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除了中国市场，有没有其他的产销管道可以售出，只有透过更多元的销售管道，才能够降低单一依存所带来的风险。中国市场当然也可以是多元销售管道之一。如果一个产品九成都仰赖单一客户，就要十分小心，不用说农产品、连半导体产业也需要有第二供应链（Dual Sourcing）分散风险、优化成本与议价能力。

推罗和西顿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产业或社会，如果为了追求短期的高额利润，而将最核心的命脉（无论是粮食进口还是唯一的出口通路）毫无避险地交到潜在的政治对手手中，平时看似赚得盆满钵盈的荣景，其实只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当政治风暴来临时，除了屈服与求和，往往毫无反击之力。

凤梨释迦好不好吃是一回事、有没有国人要吃是一回事、卖不卖中国市场是一回事，也许唯一要问的是，九成销量都锁进中国的农产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销策略？除了请中国官方高抬贵手，多买一点之外，是否可以降低单一市场比重？或是检讨这项农作物的产量、辅导转作？

2000年前，推罗与西顿人在希律王的内侍臣门前低头乞怜；2000年后，台湾的农产品依然在两岸的政治风暴中随波逐流。农业产销不是非黑即白的政治表态，不需要全面断绝与特定市场的往来，而是回归商业避险与产业韧性的本质，掌握自主的通路与多元的退路，才能结出真正自由、永续的丰盛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