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先生的尋真之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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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11日,劉曉波先生曾寫:

「天安門母親」理應得到的榮譽,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天安門母親運動」,就是對中國人民爭取人權、自由和民主的最大國際支持。¹

歷史卻跟曉波先生開一個玩笑,他是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最終沒法親自領獎,甚至可能因這獎項導致中國政府拒絕在他人生最後階段出國就醫的要求,但如他所說,這獎項是對中國人民爭取人權、自由和民主的最大國際支持。遺憾的,曉波先生為此奉獻了他的生命。以下,我試從曉波先生經歷過三次坐牢後到他再入獄期間(1999-2008)的著作和行動簡單闡述他的尋真之路。

尋真是靈性之路,因為在尋真過程,人學會在真理下謙卑、被燃點講真話的良知,並決心真誠生活。這反映在曉波先生《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一文。尋真不純是一個理性課題,更是一份超邏輯超經驗的理性直觀。曉波先生對尋真有這樣描述,

是以謙卑情懷對神秘之物的傾聽,是以愉悅之情對生命之美的觀賞,是以悲愴之思對必然宿命的挑戰,是以激情之思對神秘之物的虔誠,需要靈感、直覺、想像、沉醉,也需要意志上的堅韌、敬畏和虔誠。²

將真只等同一種相聯性的真理(corresponding theory of truth)的話就忽略了因真理帶來給生命的厚度,即釋放與責任。耶穌說,「真理使人自由」(約八32)。真理不但使人不再懼怕(free from),更因而使人有承擔的自由(free to)。曉波先生說,

自由不僅源於天賦人權,也源於天賦責任。自由在給予我們自主選擇權和牟取私利的道德合法性的同時,也把相應的自我負責和道德自律一併給予我們。自由之所以可貴,並非在於它鼓勵不負任何責任的為所欲為,而在於它把每個人都作為能夠自我負責的理性個體加以平等地對待。³

對曉波先生來說,尋真之旅不關乎對真理擁有,而是一個人自願進入自省過程,從有限向無限的昇華過程,包括拒絕將自己偶像化和培養出對他者的慈心和悲心。早於1989年3月,曉波先生曾寫:

在中國,我為一個摻入了百分之九十的水分的虛名而活著;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對真實的生命呈現和殘酷的人生抉擇。當一個人從虛幻的高峰一下子墜入真實的深淵,才發現自己始終沒有登上過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淵中掙扎。

我的妻子(陶力)曾在一封信中寫到:「曉波,表面上看,你是這個社會出名的逆子,但在實質上,你與這個社會有一種深層的認同,這個社會能夠以一種反對你的態度容納你、寬恕你、吹捧你,甚至慫恿你,你是這個社會的一種反面的點綴和裝飾。」⁴

曉波先生的自省進一步反映在其《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書(1992年)。其中,他誠實地表明他害怕其公眾英雄形象受損,以致他曾活在由政府和自己謊言塑造的英雄角色中。2003年,在接受「傑出民主人士獎」時,曉波先生說,

這是十四年前的那個血腥黎明,讓我懂得了自己的淺薄和自負,懂得了愛的柔性溫暖和內在力量,並開始嘗試著去體驗真實生存的厚重——活著的罪惡和對亡靈的敬畏——為自己七十年代的淺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現在,回頭仔細檢視才發現,我的整個青春期生長於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賴以寫作的文化滋養,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說謊、無賴、犬儒,這些黨文化的毒素餵養了整整幾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即便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也並沒有完全擺脫黨文化的印跡,毛式思維和文革式語言已經變成生命的一部分,意欲進行脫胎換骨的自我清洗,談何容易!清除靈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終生的掙扎。⁵

真誠面對自己,以悔罪的心尋回良知和對真理的投降是曉波先生的靈性之旅。然而,曉波先生的反省沒有令他捲入與世無關的修心領域。這可以從他在2000年代的活動見證出來。在肯定新一代自由知識份子轉向了對超越價值的尋求時,他說,

當灰暗的現實令人沮喪之時,個人面對神聖信仰的祈禱和自省,使其在內心深處保存著道義責任和樂觀希望。但是,我也有某種憂慮:這種對基督教對神聖價值的追求,是否會變成真正的精神資源,而不淪為文化新貴的「精神白領」──如同自由主義言說淪為牟取名利的手段,也如同所有過眼雲煙的時尚。對超越價值的敬畏和勇於承擔的良知,必須踐行才有真正的道義力量。如果只是言說而不必踐行,那麼自由也好,信仰也罷,既不是道義,更遑論力量!(2002年6月24日)⁶

曉波先生的自省使他對人性有更深刻體會。2002年8月22日,曉波先生在討論《人的問題》時,指出

在人的所有弱點中,最要不得的危害最大就是人的狂妄,狂妄將導致人的獸性極端發作,導致動物界也從來不會發生的瘋狂──人對人的殘忍。

我認為,在關於人的本體論哲學中,最大的謊言莫過於對人性完美的論證,完美的人必是狂妄之人。在一個善待人性的時代,安於完美就是破壞自省精神和道德謙卑,就會為後人留下最不完美的可恥記錄。⁷

人的狂妄不只是個人,更化為由權威政治和民族主義等建立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人際相處的相關行為。這份狂妄沒有因文化大革命結束而得到教訓,反而已成為中國文化一部份。曉波先生說:

不受制度性約束的統治者,也不會養成尊重民意和向民眾道歉的權力謙卑。縱容權力狂妄的獨裁制度,只能養育出對權力滿懷卑微的國民。⁸

狂妄者是一個說謊者,因為他的狂妄不是來自無知,而是恐懼。所以,謊言和暴力是狂妄者可以有的工具,不是誠實、對話和尊重。在這樣環境,曉波先生向我們說,「在日常生活中堅守誠實做人的起碼底線。」對於講真話,我們可能問:誰決定真話?如真理一樣,這不是擁有的課題,而是一個尋找過程。那麼,重點是如何保障尋找過程的自由,其中包括不以言入罪、平等對話、理性討論等。可惜的是,講真話是中國變得很困難,因為如劉先生說「中國,除了謊言,你一無所有。」⁹曉波先生說,

還有什麼樣的制度比逼著人們向自己的良心說謊的制度更野蠻呢!還有什麼樣的知識份子,比用謊言來掩蓋謊言的人更懦弱、更無恥呢!還有什麼樣的民族,比這種權力與知識相互結盟的說謊更墮落呢!政治權力的腐爛還不能完全證明一個民族的徹底墮落,人們還可以寄希望於社會良心的道義力量。而一旦代表社會良心的知識群體也腐爛了,就是上帝也救不了我們。¹⁰

曉波先生對知識份子的批評不只反映這是當下中國社會境況,即知識份子獨善其身的心態和被利益收買,也帶出他繼承中國文化傳統對知識份子責任的委託。

  1. 劉曉波:《天安門母親理應得到的榮譽》
  2. 劉曉波:《沉醉的生命》
  3. 劉曉波:《自由與誠信》
  4. 劉曉波:《中國當化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台北:唐山,1990),頁162。
  5. 劉曉波:《用真話顛覆謊言制度》
  6. 劉曉波:《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余杰文集序》
  7. 劉曉波:《人的問題》
  8. 劉曉波:《道歉,感謝與歌頌》
  9. 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台北:時報文化,1992),頁13。
  10. 劉曉波:《向良心說謊的民族》

(封面相片來源:aktivioslo / CC BY-N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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