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藝術

經常被喻為「象牙塔」的神學院，也可以透過敘事性的音樂和簡短的論文，來與社會對話。坦白說，論文對台灣社會來說，仍是頗新潮的東西，還不知道要怎麼恰當地反應；反觀做學問的人，也不知道要怎樣讓論文與社會產生互動。論文，不是為了追求點數，爭取研究經費所用，更可以刺激社會思考，讓大家一起來想想：我們要成為怎樣的社會

身為七年級的我，在台灣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我被灌輸世界上的國家大致可以被分為三類：「前現代化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現代化國家」。因此，每當在教科書上看到「現代化」一詞時，總是把它與「進步」和「開明」聯想在一起。

日前，一份經多數台北市議員連署，要求北市府「推動公營住宅方案應依公民參與及I-Voting精神，以基地為圓心，周邊直徑1公里之居民，舉辦兩次以上公聽會，並獲得多數居民同意後，始得進行設計規劃。」的提案，引起輿論的關切與批評。

看到這句話時，我感到渾身震顫。根據索菲的姐姐英格‧蕭爾（Inge Scholl）的記述，聽到這話的索菲倒是十分鎮定，「以嚴肅、堅決並帶三分命令式的口吻對母親說道：『是，你也一樣。』」然後，「她也離開了」，在索菲之前，她的哥哥漢斯（Hans Scholl）已經先她一步，向父母告別。 他們為什麼要離開父母？更重要的是，在離開前，做母親的為什麼要提醒女兒記得耶穌？作女兒的，又為什麼給母親同樣的提醒？ 最重要的是，索菲是誰？ 索菲‧蕭爾（Sophie Scholl），和她的哥哥漢斯一樣，是反納粹秘密團體「白玫瑰」的成員。從1942年夏天到1943年初，他們祕密郵寄發出了六張傳單，在二戰期間的納粹德國，以渺小的個體力量，挺身對整個轉變成戰爭機器的獨裁體制，發出反抗納粹的呼籲。 在發出第六張傳單後，兩兄妹被逮捕並處以死刑。一起被送上斷頭台的，還有他們的朋友克里斯多福（Christoph Probst）。他們的作為震動了當時的納粹高層，在他們之後，「白玫瑰審判」還進行了四輪，牽連了更多人。而今，他們是德國精神重生的代表。在2003年德國電視二台（ZDF）的十大重要德國人票選裡，他們在年輕選民投票中名列第一，超越了德國歷史上所有音樂家、哲學家、科學家與神學家。 第一次聽說索菲、漢斯、和他們在「白玫瑰」的其他夥伴的故事，我已經不是躲在被窩裡看課外書的小孩，而是隻身在台北闖蕩的青年。在漆黑的電影院裡，電影《帝國大審判》開場不過十分鐘，我們就看到索菲和漢斯，在莊嚴典雅的慕尼黑大學裡，從偌大的穿堂上方灑下抗暴傳單。他們就是當年的小蜜蜂。而在納粹底下，小蜜蜂是要付出代價的。他們兩人沒能從人群中趁亂逃出，被抓耙子當場逮捕，第四天受審，並於當天執行死刑。 電影的手法很沉著，冷靜，焦點大多放在對話上，特別是兩組對話：索菲與負責偵查的警探之間的對話，以及索菲兄妹等人在「人民法庭」上受審的辯論。在電影中，我卻沒有閱讀《白玫瑰一九四三》時的椎心之感。在電影裡大量的對話中，我們被拉進了索菲受審的現實過程，感受到更大的是壓力。但在書中，我們卻隨著姊姊英格，以及其他被動受訪或是主動陳述的敘事者，不斷變換視角，彷彿不斷從不同的側面旁觀這幾個抗暴的年輕人。而在眾人的目光疊合之下，索菲與漢斯的形像突然清晰起來：這是兩個基督徒。 幾乎所有受訪者，對索菲兄妹最深的印象，都是他們如何冷靜，保持尊嚴，以及他們為了挽救其他夥伴的性命，在偵訊時不斷把罪行往自己身上攬──「我就是！」完全可以想像人們會想起耶穌這句話，在德國這個宗教改革發源的地方。至少，負責偵訊他們的刑事組長羅伯特‧莫爾（Robert Mohr）就清楚感受到這點。他在受訪稿中表示：「我甚至覺得，他們是以宗教的觀點走上了自己的道路。總而言之，他們的宗教信仰非常虔誠。」 而在慕尼黑斯塔德海姆監獄擔任神職的卡爾‧阿爾特（Dr. Karl Alt）牧師，則如此形容他被召來舉行死刑前的臨終聖事時的心情：「當我走進他的囚室時，心中不覺顫抖起來…但是漢斯‧蕭爾幫我一除了心中的一切疑慮，」漢斯知道自己死前希望與牧師一起閱讀的經文是什麼，他的臨終祈禱，在牧師耳裡聽來不單是為了自己，也為了整個民族；漢斯受刑前想讀的是〈哥林多前書13章〉，愛的篇章，而在這最後一刻，他對牧師「果決地回答：『我們絕不可以暴易暴。對我而言，一切的憤恨都已經煙消雲散了。』」他用自己生前最後一刻，向牧師表現出什麼是聖餐，以致於牧師在記述中說：「臨刑前的囚室於焉化身為上帝的神聖殿堂……。」 他們在生命中的最後四天裡，感動了獄中上下，甚至是與他們站在對立面的偵訊者。而由他們所撰寫、秘密散發的六張小蜜蜂傳單，在我看來，是不折不扣的經典文獻。在六張傳單中，他們有步驟地引用席勒和歌德（傳單一）、老子（傳單二）、亞里斯多德（傳單三；亦參〈民主精神中的基督教元素〉一文）、諾瓦利斯（傳單四）；而正是在第四張傳單裡，他們直接對德國的基督徒提出呼籲： 「難道上帝沒有賜給你戰鬥的力量和勇氣？我們如果想攻擊邪惡，就必須深入虎穴，而希特勒的權力就是那個虎穴。」 這是一種敵我關係的神聖化嗎？我們對此不是應該更加小心嗎？在電影裡有個偵訊段落，刑警問索菲：「你不是新教徒嗎？教會不也要求：就算懷疑，也得委身嗎？」他要的是說服索菲：就算懷疑領袖，也要一樣順服，事實上，這才是神化了黨和領袖；相對地，索菲的回應是：「人們是自願來教會的；希特勒沒給我們其他選擇。」 正是如此。索菲和其他白玫瑰成員在戰爭時期的獨裁統治底下，讓他們起身反抗的理由，正是國家要審判處死他們的理由：沒有選擇，不可以有選擇。掐熄言論自由，正是扼殺選擇的第一步。緊接著，就會是扭曲的主張橫行，甚至落實為法律：為猶太人立專法就是第一步……。 然後，索菲兄妹，以及其他白玫瑰的夥伴們做出回應了，不惜附上生命的代價。他們在生前受到自己國家政府的無情打壓，但卻在自己政府的高牆外引發回響──流亡倫敦的湯瑪斯‧曼終於能在英國BBC上公開講：說德國就是納粹主義，顯然是錯的，有人反抗就是明證，而從反抗者的傳單清楚可見，德國人不會一直輕易地受謊言所欺。 湯瑪斯‧曼忘了說：德國教會也不會輕易受到謊言所欺，不會像納粹法學家一樣只會搞扭曲人性的法條。但說到底，在那段日子裡，為德國教會做出見證的，是像索菲兄妹這樣，被送上斷頭台的一個一個的個人。而這些人知道：信耶穌得永生。 （封面相片來源：《帝國大審判》劇照）

如果要寫一張教師節卡片，你會想寫給誰？在人生旅途上，有許多人都能成為我們的好老師：包括學校老師、同儕、朋友、伴侶、長輩或者教會牧者，但是如果真要找出誰的影響力最大，那麼絕對不能忽略耶穌。

如果要用一個詞總結這個世界的問題，那會是什麼？在《愛勝過恐懼》一書中，靈修導師盧雲指出：「恐懼」導致世世代代的人們被困在無歸屬感、毫無果效以及停滯不前的痛苦中，唯有神的愛能使人脫離恐懼的牢籠，迎向自由無懼的生命。

約拿單以生命為代價的救援行動，並不是值得其他人效法的匹夫之勇，而是足以讓讀者識讀出「犧牲之愛」的記號。儘管如黑暗一般的未知與死亡本身，仍然令人畏懼、難以欣羨，但正是「愛」的記憶與召喚，才能讓人在享受「愛」同在的片刻，決定揹著「愛的記憶」，躍向恐懼與死亡。

許多台灣的禮拜堂都擺了一台鋼琴，有的還是平台鋼琴。鋼琴音域廣、音色豐富、音響可塑性高，可以為一人、數十人、數百人伴奏，也可以是獨奏樂器，鋼琴之於音樂敬拜有許多好處。問題是，在有鋼琴的教會中，有多少人懂得鋼琴應用於音樂敬拜中的特色、優勢與劣勢呢？